貴州畢節四名兒童疑似在家喝農藥中毒致死，震驚了許多人，由於事件涉及留守兒童問題，這宗悲劇也就具有更多社會學意義。
四名兒童為一家人，最大的十三歲，最小的五歲，父母均在外打工，家裏雖有外公外婆，但年紀大了無法照顧孩子。目前尚未清楚他們為甚麼喝農藥，從各方面訊息來判斷，孩子們很可能並不是死於早先報道的貧困，而是因被父母拋棄而感到無助和絕望。當然，真實原因還有待調查結果。
類似畢節的悲劇近年在內地時有發生。湖南兩姊妹日前因從垃圾堆裏檢東西吃而中毒身亡。也是在畢節，五名留守兒童一二年凍死在垃圾箱內；一三年五名留守兒童放學路上被農用車撞死。雖然造成這些悲劇的具體原因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和身份，即城市化和留守兒童。
所謂留守兒童，是指那些遠離父母，被迫留在家裏的兒童，這樣的兒童在內地大概有幾千萬。父母之所以忍心把幼小子女留在家裏，是因為在他們打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加上制度歧視，僅憑打工收入及弱勢權利狀況，根本無法在城市立足，即使勉強把孩子留在身邊，生活質量也非常差。以上學為例，農民工子女要在城市上公立學校，需要五證，如果上民辦學校，學費昂貴且質量難以保證。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鄉上學。
上述情況凸顯了內地城市化的非人性一面，即城市只把廣大農民工當勞動力使用，而不接受他們成為城市市民，而城市的一系列制度設計亦將他們排斥出去，使他們無法和城市市民一樣享受公共服務。
另一方面，畢節悲劇也反映內地民間救助組織的缺失。事實上，不管政府如何強大，也無法包辦一切，政府必須為民間留下必要的空間，培育和推動民間社團，讓民間自我組織、自我服務。當年五名兒童凍死垃圾箱的事件發生後，畢節地方政府曾宣布對全市範圍內留守兒童進行逐一排查，設立留守兒童專項救助基金，採取一對一幫扶措施，市、縣（區）財政每年拿出經費約六千萬元用於保障留守兒童的學習和生活。但現在看來，畢節的這個舉措很可能只是虎頭蛇尾，換言之，所謂六千萬元救助基金，只是地方政府應對輿論和上級問責的臨時之舉，事過境遷，也就不了了之。
現在的問題是，政府自己不做，也不准民間成立組織自救，這是因為擔憂民間一旦組織化，將會對抗政府。事實上，即使政府鬆綁，在當下這個原子化社會，民間也難以組織有效的救助，這就是當下面臨的兩難困境。這種情況不變，留守兒童的悲劇還會繼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