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二十年前內地民眾對作家還有一份尊敬，那麼今天作家身上的道德光環基本褪盡，其作為社會眾多職業之一，已沒有過去般神聖。作家身份的這種變化主要得益於市場經濟對作家和作協體制的衝擊及其去魅化，市場經濟將一切崇高（其實是偽崇高）的東西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將精神性的生產還原為市場的職業。
然而，內地作家在大眾中的快速褪色，也與作家及作協爆出的諸多醜聞有關，這些醜聞讓大眾認識到，原來被譽為塑造人類靈魂的作家也有醜陋的一面，他們為利益勾心鬥角，一點也不比大眾道德高尚。
最近湖北作協主席方方與其同僚、湖北作協副主席田禾在後者職稱評定一事上公開對壘，就是一例。方方在公開信中質疑湖北省人社廳在田禾的職稱評定上「粗糙而輕率」，信中不僅爆出田禾的威脅短信，更曝光其給省作協原直管領導行賄。
雖然方方曝光的事實有待第三方客觀調查，但若內地文壇像方方揭露的那樣，無疑對中國作家的整體形象是又一次沉重打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除了作家人品本身不堪外，根源在於給作家套上職稱緊箍咒的體制，它也使作協存在的合理性受到拷問。
作家的創作是一種高度個人化、需要發揮想像力和創造性的精神活動，給作家評職稱是一種非常荒唐的行為，且掌握這套評價體系的人還是政府一個與此無關的職稱評定機構，由他們來決定作家的等級及其背後的福利待遇，就更顯荒唐，只會對作家的精神和創作自由構成嚴厲箝制。而這一切得從作協體制說起。
作協是現行體制的象徵和組成部分。中國的各級作家協會，名義上和工青婦一樣，是作家的群眾專業性組織，但實際是官辦機構，是整個黨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黨將文學視為政治的一部分，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因此，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作家不僅僅是作家，還肩負履行黨的意識形態的使命，以及塑造大眾靈魂的教化任務，故此需要將作家和藝術工作者納入黨的意識形態管理，這也就有了專業作家制度，有了作協這個組織，作家被當局「包養」，需要給作家評定職稱。
改革後，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雖然這套體制也在跟着變化，但作協的本質並無改變，相反，它如今變得更官僚化、衙門化、庸俗化，只代表作家中極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權益，令作協成了一個機構眾多、人員龐大的行政機構，其規模使很多國家職能部委都望塵莫及。在日前公布的一千三百多輛「部長專車」中，中國作協就擁有部長專車十一輛，同公安部、中國工程院和保監會三家機構數量相等，令人嘖嘖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