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月底申請亞投行死線的臨近，未表示加入成為創始成員國的主要經濟體只餘美日兩國。目前，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已囊括美國的主要歐洲盟友和幾個亞洲盟友，超出了原先估計的三十五個。
如果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年倡導成立亞投行時，國際輿論還有些不屑一顧，現在受到熱捧很大程度地說明，中國崛起的速度及由此帶來對國際秩序的衝擊，遠遠超過了多數人的預估，甚至包括中國自己。
事實上，亞投行是中國初步試水設置國際多邊機構議程和規則的一次標杆事件。過去中國一直是國際規則的跟隨者，近年逐漸從跟隨者轉為參與者，但還不是規則的制訂者，而亞投行的成立，第一次表明中國從參與者進入到領跑者，這是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中一個質的變化。
所以如此，固然取決於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建設所積累起來的巨大硬實力，但單有硬實力而不能正確地使用，也不能取得預期效果。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不論在經濟發展的戰略還是對外關係上，均恰當地使用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就後者而言，這個比較優勢就是龐大市場。
改革開放後，中國轉向經濟建設，外交也是為此服務。無論招商引資抑或開闢穩定的能源渠道，以至推銷產品，貫穿其中的主軸是中國龐大的市場。正是這個龐大市場促進了經濟增長，並積累起巨大的外匯儲備。
亞投行的職能，是為亞洲基建提供融資。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外儲和基建經驗兩大優勢，將中國的產品、技術和標準對外行銷，打入亞洲國家的市場，使他們和中國有更緊密的聯繫，從而實現合作雙贏、共同發展，而經濟依然是外交目的，只不過以往是引進來，現在則是走出去。但這種轉變要求中國調整經濟和外交方式，重點突出金融外交，務求以金融作為外交手段，提供融資需要之餘，撬動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中國之所以先成立亞投行，而不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是因為後者在股權結構和治理機制上，更強調成員國的平等，中國難以發揮主導作用；另外，後者有挑戰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意味，而中國和其他四國現在尚無此實力，中國現階段亦未必有此意圖。反觀亞投行則定位於亞洲，傳統上，亞洲尤其是東亞，是中國的勢力範圍，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能力也能夠及於亞洲，而任何崛起大國在成為全球大國之前，都先有一個做地區大國的「熱身」階段，美國是這樣，中國亦不例外，是積累國際治理經驗的必經階段。因此，亞投行的啟示，是在國際關係的博弈中，必須用好自己的比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