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日前接受拉美四國媒體聯合採訪時稱，中國將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國際事務，將更多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此話釋放的訊息耐人尋味，簡單地說，中國外交將告別韜光養晦時代，在後危機的全球治理中積極發聲。
現行國際體系由美歐在二戰後確立。中國雖是戰勝國之一，由於國力虛弱，加之長時間游離國際體系之外，當中國打開國門時，存在重新融入國際體系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中國經濟的崛起，是靠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遵守現行國際規則實現的。
儘管現行國際體系讓中國搭了便車，但也制約了中國行動的能力，尤其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行動力與其國力很不相稱。隨着中國力量繼續壯大，這種束縛會愈來愈明顯。過去囿於中國無此實力改變這種狀況，現在有能力和手段來達到某些目的，但韜光養晦的思維使中國不願過多介入看似與己無關的外部事務，從而浪費了一些寶貴機遇。
中國的國家利益向全球擴散，再想搭便車很困難，且不利於維護國家利益，此時需積極有為，通過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來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積極有為」不是將現有國際秩序推倒重來，中國既未有此實力，亦無此必要，而是利用自己的市場和經濟力量，改變於己不利的國際規則，增加自己的發言權。這樣做不僅僅是為自己，也使現行國際關係變得公正和民主，體現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乃最大發展中國家，於中國有利的客觀上亦有利於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方式，就是在解決一系列事關人類未來的共同難題時，提供中國的方案和行動，發揮中國的智慧和作用。
中國近年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進步，如加入多個國際組織、海外維和、打擊海盜、主導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但目前對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有限，包含共同認可的價值尤少；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有待考驗。以六方會談為例，本來可以凸顯中國的影響力和作用，但目前朝核問題陷入僵局，會談遲遲不能重開，大大削弱中國解決國際難題的能力。
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能長期作為國際規則的跟隨者，而必須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和國際秩序的塑造者。當下中國正在向此邁進，但令人信服和尊敬的國際領導者，不會隨着國力發展而自然到來，需要去爭取，講究策略和方式，這方面中國沒有經驗，需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