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警務處處長蕭澤頤的專訪，有感而發，一連寫了幾篇評論。話題回到作為特區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應當如何面對管治的難題、施政的失誤及如何補救。
2019全年至2020年年中，香港被一場世紀大騙局徹底破壞，作為特區領導第一人面對突如其來的逆境襲擊，應如何應付？這無疑是一場世紀的大考，既考領導人，也考被領導的人。曾國藩有兩句話很值得各層次執權柄者認真反思：「天下事未有不自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曾國藩日記》）；「凡發一謀，舉一事，必有風波磨折，必有浮議搖撼，堅忍力爭而後有濟。」（《曾國藩家書》）。曾國藩指出，管治者謀劃管治大事，必須有預見性，必須有擔當。
修訂《逃犯條例》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數十萬人被洗腦誤導上街抗議及反對，政府便轉軚撤回，屈服於極端錯誤的民粹，試問開了這樣不正之風之頭，今後如何管治？
其實當時政府之所以退縮，不敢堅持真理，也是同本屆政府開局便一直推行綏靖主義路線及妥協退縮政策有關，一心幻想搞大和解的施政用心，又豈會敢於鬥爭？正如曾國藩在《曾國藩家書》中一語道破：「柔靡不能成一事。」柔靡者，懷柔政策，委靡不振也。怎會堅持真理，敢於矯正錯誤？以為用一些退縮、讓利、收買及封官許願手段便可籠絡反中亂港勢力，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自討失敗的下場。
本來失敗乃成功之母，但是沒有鐵面反思、沒有深刻總結、沒有徹底檢討，還要文過飾非、諉過於人，嘆際遇不好，試問又怎能把失敗變為成功之母呢？除領導者外，每個人都應徹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