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壽終正寢，正常人都覺得還得神落，但始終有一小撮死忠如喪考妣，說甚麼新聞自由已死的濫調。筆者今天就為這個爛水果來個蓋棺論定。
《蘋果》落得如斯下場，一切與新聞自由無關，原因很簡單，因為《蘋果》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媒體機構，他的非新聞角色遠遠超過其新聞本業，試問一份報紙的老闆黎智英怎會成為反對派的金主兼共主？他也是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在港首席代理人，曾獲美國副總統、國務卿、國會議長等接見，其私人助手Mark Simon是美國中情局前僱員，跟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交情非淺，沃氏更為他籌集資金。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蘋果》變相就是一個反華心戰室兼宣傳部，它是西方勢力在香港策劃「認知戰」的大本營。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和認識有一個認知過程，要改變客觀的世界很難，但只要控制這個認知過程，就可改變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可以影響他們的行為，最終達致改變客觀世界的目的。而傳媒對於人們認識世界起一個關鍵作用，所以對傳媒的規管或控制，一直都是兵家致勝的制高點。就香港情況而言，縱然社會有各種問題，但橫向比較世界各地，仍算是一個很好的福地，要挑起民怨，就要扭曲人們的思維，令他們相信香港是一個「亂世」，他們是被害者，而內地就是「地獄國度」，政府是「極權政府」，加害於香港人，這樣人們才能做出歇斯底里的反社會行為。所謂「認知戰」，說得明白，即是洗腦工程。
《蘋果》譁眾取寵，以最刺激本能的方式來吸引讀者，令讀者看得過癮。後來就在政治元素逐漸落重藥，主要有幾個套路：第一步，利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的差異，設定一個非黑即白的對立關係，香港是白色的，內地是黑色的，資本主義等於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等於極權落後的刻板印象。第二步，設置議題，利用斷章取義甚至扭曲事實，製造事端，透過重複宣傳單一口號，簡單地將事情定性，然後炒作，政客繼而一哄而上撈取政治紅利，例如2003年23條立法的「反惡法」、2012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事件的「反洗腦」、2014年佔中的「真普選」、2019年修例事件的「反送中」，這些精心設計的洗腦口號，筆者都不禁懷疑他們承繼了納粹德國洗腦大師戈培爾的真傳。第三步，透過這些日復日、年復年的負面訊息植入潛意識，利用心理學上內化機制，成功建構了一個基於仇恨祖國、討厭自己民族的「香港人」身份定位，在這個框架內，結合港人普遍對民主、人權的期待，只要美國和西方發出一點點的同情和聲援，這些「香港人」就會自動將自己的前途綁上反華戰車，成為帶路黨，不惜與國家攬炒。
《蘋果》的結束並不代表在港反華「認知戰」的結束，明眼人都看得出，結束營運極可能是保存實力的策略需要，壹傳媒較早前宣布集團有5.3億元流動資金，保安局只是凍結了其中的1,800萬元，餘下的錢都去了哪裏？《蘋果》的黑傳媒勢必化整為零，或是借屍還魂，香港人必須重視和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