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官宣判黎智英、李柱銘等9人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是帶領遊行行為，明顯挑戰警權、法律和秩序，故罪成。判監是唯一合適刑罰，第一項控罪量刑起點是18個月。經求情後，判監8個月至一年半不等。李柱銘、吳靄儀、何俊仁和梁耀忠獲緩刑。另一宗8‧31非法集結案的被告楊森，則選擇自行陳詞：「我站出來參與遊行，為的是堅持示威遊行是港人應有之人權，受到憲法保障，亦藉此抗議警方濫權，隨意禁止港人和平示威遊行，剝奪港人應有的公民權利，所以我願意以身試法，以和平方式進行公民抗命，我願意接受法律刑責。」
判刑公布，引來雙方陣營抨擊。同陣營的認為量刑過重，過往有類似案件，判刑是罰錢、社會服務令或三/五星期監禁，更且今次是關於和平示威和公民權利，是憲法給予的公民權，不應判刑。不同陣營的認為量刑太輕，有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筆者認為事件可從政治及法律角度看。從政治角度，又可分為政府和同陣營與不同陣營。
從政府角度，政府是變了，一向政府管治香港，不僅是經濟上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治上也帶這點味道，特別是曾蔭權和林鄭，他們都是來自公務員系統，整個政治生涯和管治思維，都受傳統公務員歷史、價值和策略薰陶。回歸以來，不少違反遊行規則或法例，都無嚴格執行，政府是希望遊行的頭領們「識做」，自我規限，不好超越上限。君不見不少遊行負責幫辦與頭領們都在起步前，事先打個招呼。但8‧18遊行與前不同，剛才說的通常是指一次過遊行，但8‧18是自6月9日遊行以來一系列行動的其中一項，而且是每次和平集會後都出現暴力事件，加上7‧1衝擊立法會後，警方和政府都開始收緊和執正做，更不排除有中方人士的「意見」。告與不告，是政府決定，這是政治決定，而政治決定很多時取決於當時形勢，決策者和他周邊的人。時勢轉差，執政者便轉緊轉嚴。同陣營者自然是支持被捕者希望輕判或不判。而不同陣營者希望重判，把他們狠狠的多打一棍。從法律角度，法律問題應交由全職和專業的法庭處理。10多年前終審法院裁定「公眾遊行集會，須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是合憲」。8‧18違法幾可肯定。法官判決有法律依據，是依法判定，政治因素應微乎其微。公民抗命也正是明知違反法例也做，而達到某些理想。現時法庭和法官都不時受到雙方陣營攻擊，是有所偏頗，執政者不應傾向於某一方偏頗，而扭曲客觀情況，作出不必要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