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黎智英等的判刑，應該可抑制香港反中亂港的暴亂傾向，憲法規定的和平示威遊行並不是可作為藉口來掀動社會的政治革命。政治的主張不可作為犯法的掩護，犯法便要受審判刑，姑勿論政治主張如何。
從憲法至法律必然保衞國家安全，在合理的社會裏，個人權利受憲法保障，但個人利益不能超越社會集體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在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個人利益要有所取捨，特別是個人若公開對抗，顛覆國家利益，便不能不重刑禁制。這方面，沒有東西方的分別，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差別，不容許雙重標準。
有辯護者說這樣可能有濫捕的機會，此所以有法律程序。當然，涉國安者，未必可以透明公開的審判，這亦是國際通例，香港並不特別。法律絕不是完全的公正，但捨法律便無以保障社會與個人。
法律的作用，除了直接審判外，還可阻嚇。從佔中到反修例動亂，若早有國安法，也早有判刑，不是如今的在動亂發生後一兩年才拘捕審訊、判刑，當時的判刑效果，當可阻止不少無知盲從者，以為打砸燒都無法律代價和後果，動亂的機會應可減少。這亦是香港處理反中亂港動亂的一大「敗筆」。
現在雖遲，亦不晚。重刑判案，正符亂世用重刑之義，應可消除香港內部反叛的動亂勢力，至少保香港一二十年的安穩。代價無非是異見者逃離，國際反華輿論的譴責，影響都有限，與政治安穩的得益難以比較。
美國針對香港，不為判決這些反中亂港分子，而是因中國復興。香港即使輕判他們，美國仍然會對付香港。
對反中亂港者判重刑，反而使美國無處着手，一段時間之內，難以再有實質的攻擊。香港可得一時的休養生息來撥亂反正，以應付美國未來可能更惡劣的打擊。就香港以至中國的整體利益而言，屬失小得大的恰當策略。
對反中亂港者判重刑，除阻嚇，還有教育效果，也不僅是簡單的國安宣傳，而是使香港與內地社會，看清在民主化的示威動亂底下藏着的是由外部勢力策動的攬炒。以破壞為目的，而不是建設。
他們寧背叛國家，也不願堅持改革香港，他們對香港的歸屬都是虛假的政治手段。香港在回歸前後積累眾多問題亟需解決，體制上也急需改革。但誇言民主，實質破壞，並不是救港的方法，且會落入異見者與海外勢力的圈套，從佔中至反修例動亂便可清楚看到。打掉反中亂港的聲勢，香港社會可返回努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