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需要改革，也必須改革。就如1978年的內地，打倒四人幫撥亂反正後，鄧伯伯鼓起刮骨療傷的勇氣，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兩個凡是」的桎梏，作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吶喊，吹起改革開放的號角，社會發展的動力從此得到解放，40多年過去，國家的成就印證了前人目光的偉大。香港在止暴制亂後，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落實「愛國者治港」這個政治原則，這並非單是一個口號，也不是只要求從政者簽署聲明，而是要透過愛國者治港令香港變得更好。
愛國不分先後，也不分階級，但必須體現在個人對社會的承擔。如果改革的主題不能觸碰社會的既得利益層面，也就談不上改革，即是要破舊立新，其中就要打破香港買辦式的結構經濟。所謂「買辦」，本來泛指在中、西方經濟交往中間人的角色，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長期被欺壓的特殊背景下，買辦通常是帶有代表外國利益、剝削本國人民無良資本家的貶義。由於香港曾被英國殖民管治150多年，曾有人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來形容香港，所以在這裏賺錢的人，一般都沒有國家利益、社會集體利益的觀念。而香港作為中西貿易的中介，由於歷史的風雲際會，這個買辦城市曾有過遍地黃金、紙醉金迷的泡沫時代，但某程度上這種超額利潤的出現，乃基於國家的相對落後和封閉之上，炒賣的買辦經濟模式的錢賺得容易，所以本地資本家漸漸變得不事生產，更不要說產業升級。
資本過度操作，經濟表面風光，代價卻是對絕大多數市民的剝削，尤其土地短缺和房價高企問題，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貧富懸殊的地方，打工仔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到蝸居，試問生活在這裏的人，怎會有幸福感？買辦資本家成為社會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吸着香港的血，拒絕社會改革，成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亦令香港逐漸失去競爭力。過去，這個「房間裏的大象」明顯不過，卻被集體視而不見。客觀的原因是香港的政治經濟結構，買辦資本家左右逢源，利益盤根交錯各個領域，單靠弱勢的特區政府難以撼動，幾位特首曾嘗試改變，可惜無功而回。
中央駐港官員說：「拿出更加精準有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業、收入、土地、房屋、醫療等重大民生問題，解決影響廣大市民生活的深層次矛盾，讓每一個人的努力都不被辜負，香港這個家才會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筆者對此是抱有極大期望，中央多年來在內地推動共同富裕，亦致力防止資本壟斷，整治不健康市場生態，最近打擊平台經濟領域的壟斷行為、煞停螞蟻集團上市、深圳樓市推出「指導價」等有力措施。
只有中央能充分運用其影響力，主導香港的政治經濟形勢，一定能扭轉香港畸形的買辦資本模式，將資本引導向對香港和國家長遠有利的新經濟，必須配合國家的發展大策略。資本家也要領悟「凡事太盡，緣分勢必早盡」這道理，讓利於香港大多數市民，令一些有利於民生的政策得以加快落實。一切以民為本，香港這個家才能繁榮穩定、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