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經年的最低工資法例於2011年實施，為保障基層工人的最基本權利和尊嚴。10年下來，政府竟於今年決定凍結最低工資水平並維持37.5元，以致工友們在過去兩年整體通脹達4.3%的情況下，變相被減薪。據了解，本港賺取最低工資人數由2011年的180,600人，佔總體僱員人數6.4%，減至2019年的21,200人，只佔0.7%，這樣看似基層的整體工資提升，但客觀來說，最低工資的保障功能卻被陰乾。
行政長官有權運用最後的決定權提高最低工資，但政府反而搬出最低工資委員會作擋箭牌，舉措涼薄至極。我們看畢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就會明白背後的邏輯框架，為甚麼今年會是凍結最低工資水平。委員會聲稱他們的建議是以數據為依歸，數據的確是客觀，但如何解讀、如何判斷不同水平對經濟和勞工的影響，卻是主觀。不難發現，委員會的邏輯是傾向假設提高最低工資後，職位就可能會流失、經濟發展和競爭力就會下降，因此在考慮保障基層工資時，就要以不影響經濟為前提。所以今天經濟衰退和不明朗的前景，就是凍結最低工資的最好理據，哪怕工友會因通脹而變相減薪。而過去最低工資調整幅度都非常保守，甚至低於整體工資中位數的增長速度，剝削了受最低工資保障的工友。
香港人如領取最低工資，8小時工作，月薪只有7,000餘元。如增加最低工資，的確會令企業的開支輕微增加，但疫情至今一年，該些企業要裁員、要結業的情況也都出現，僱主所謂壓死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如今，即使最低工資只是被凍結，或會催生蝴蝶效應，令其他中、基層工種的工資同樣受壓，工人的消費力減少，削弱內需經濟循環，加劇經濟衰退。這次決定，顯示出政府走不出工人權益與經濟發展二元對立的思維，認為勞工權益是經濟發展的負擔，導致政府長期未能正確理解勞工界訴求，以及政策偏袒資方的習性。
美國總統拜登將推動法案，把聯邦最低工資由7.25美元增加至15美元。首先，美國與香港同樣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面對比香港嚴重千倍疫情和經濟衰退，拜登的理據是每星期工作40小時以上的人不應處在貧窮線下，而若一個人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而時薪低於15美元便是生活在貧困中，故極需提高其經濟水平；其次是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有大量的經驗和研究指出，增加最低工資的同時，不會令市場的職位減少。在2014年，美國有超過600位經濟學家聯署呼籲美國應在3年內，按物價指數分階段調整最低工資，由時薪7.25美元漲升至10.1美元，倡議者當中還包括了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年關難過，面對頑固的僱主力量，政府的鐵石心腸，勞工界能否用一些新思維去看最低工資，讓日後勞資官3方在討論最低工資，可多一點共識，少一些矛盾。事到如今，勞工界應要求政府重啟最低工資檢討，對偏低的工資水平盡快作修正，政府亦要反思對勞工權益的定向思維。筆者本人也會在立法會提出議員草案，要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減少工資水平滯後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