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加緊防疫，即使不像內地封鎖小區，僅強制區內居民檢測，但降低門檻，把不少有確診者的樓宇封鎖強制檢測，範圍擴大了，效果亦增強，搜捕了原來漏網的確診者，避免了他們在社區內傳播病毒的風險。
相對此前的政府政策與措施，這是改善一大步。相信是特區官員深圳會見中央衞健委後的結果。在剛剛的特首向中央網上述職時，國家領導人關切香港的疫情，顯然中央並不放任特區防疫不力。
最近特區政府的改進，與中央的壓力大有關係。不過，若與內地的高效措施比較，香港還是不足。
以上海為例，在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時，由市與區政府兩級組成多個部門外延至社區的專門小組，對重要的線索進行緊迫追查，確定密切接觸者，並根據它們界定可能接觸者的範圍。
密切接觸者是當天全部隔離，可能接觸者先控制在家，待密切接觸者確定情況後才決定隔離與否，前後涉及3,000人。但這只是一條線索的流行病學的調查，上海是同時進行所有線索的調查。專門小組包括醫護和流行病學人員，動員的人員眾多，不計成本功效。不像香港一些人動輒提成本效益，把防疫當作市場經濟活動。
防疫治疫的關鍵是要把病毒的傳播鏈切斷，因此流行病學的調查與相應隔離是決定成敗的因素，不能容忍找不到感染根源的確診者。但像上海這樣緊迫調查追蹤，在內地中小城市並不具備足夠的人力物力，政府的政策反應也未必如上海那樣迅速，上海的精準防治方法便不易落實。
因而，內地多數地區不採精準方法，而是一刀切，寧枉毋縱地把小區封鎖14天或21天，讓病毒沒法從小區擴散出去。這樣的成本較高，但從防治疫病的成效來說，與精準的措施相同，也同樣可達到清零和盡早恢復經濟民生與社會生活，從大效益來看，結果一樣。
香港政府與社會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遜於上海，流行病學的專家和人員更少，政府聘用的專家因此多非流行病學專業，要香港倣效上海般精準防治，單靠香港本地力量，會屬過分要求。若香港不能精準應付，便當如內地其他地方，寧枉毋縱，一刀切地實行小區封鎖，根絕小區內潛伏的病毒及傳播鏈。這樣的成本效益便是盡早清零，盡早使社會經濟回復正常，以短痛來替代長痛。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從來如此，香港並無例外。為香港故，還是要提曲突徙薪，從政策改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