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都表明，香港的行政長官可以「選舉」產生，也可以「協商」產生，由中央任命。而多年來，中央一再強調任命是實質性的，不是走過場、擺樣子。中央這樣強調，是為了把好關。要把好關就不能坐等「結果」，被動行事，要是這樣，「關」是把不好的。
因此，中央一定要在行政長官產生之前就主動做事，指導行政長官的產生。不管是「選舉」還是「協商」，中央的指導和掌控都是必不可少的，這才能保證中央對行政長官的實質性任命。反對派一直反對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懂「一國兩制」是中國單一制體制下的「一國兩制」。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港人治港」的行政長官，在本質上和中國內地所有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沒甚麼不同，這是「一國兩制」的紅線，不可觸碰。
可以「走盞」的是產生方式，或「選舉」，或「協商」。當年中央認為「選舉」方法比較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利於「一國兩制」的落實，有利於「順應香港民意」，故選擇了「選舉」方法，但要循序漸進，一是不斷擴大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和「普選代表」；二是在選委會「篩選」下選出數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交一人一票「定奪」。
毫無疑問，這樣選舉行政長官比「協商」要「麻煩」。然而，北京還是迎難而上，充分信任「港人治港」可以最終普選產生特首。但中央失望了，反對派要「民主拒共」，要「隔絕中港」，要最終廢掉「一國兩制」，要把香港弄成「完全自治」，要把行政長官弄成和中央、和「一國」毫無關係的「只向港人負責的代表」。在此過程中，美英勢力不斷插手香港選舉事務，大力扶持反對派參加選舉，試圖通過普選在反對派中培植他們的代理人。為此，選舉之事——無論是選立法會議員還是行政長官，都成了亂源，成了他們逢中必反的舞台，成了策劃暴亂的工具。很顯然，選舉之路已經走不下去，而「協商」可從「備胎」成為正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