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現時面對幾個窗口。
一是若美國政府更替，民主黨不會改變對中國的競爭心態，卻不會像特朗普那樣肆無忌憚地破壞國際秩序、規矩和倫理守則。即使要對付中國，也不會採取公開的誣衊式的攻擊與制裁，至少在一、兩年裏，壓迫中國的力度會減輕。也因此，港獨和邪教組織缺少美國或明或暗的資助、慫恿，聲勢會大大削弱。國際的攻擊制裁也會收斂。
二是《港區國安法》頒行，逐步落實執法，特區政府亦不敢怠慢敷衍，港獨的政治空間便被絕對的壓抑。今後更會在大、中、小學的教育和媒體方面清除港獨因素，港獨及其支持、同情者便沒法公開活動，在社會的影響也受到極大的壓縮，香港不會再有暴動，社會秩序得以恢復。
三是立法會裏反對派議員的大批離職，使立法會再不成為政治鬥爭的場所。少了無理的阻礙、衝突，立法會可以回復正常的立法功能與作用。
這3個窗口都會存在至少一年，對正處於新冠肺炎疫情與經濟危機之中的香港，是難得的機遇。香港能否藉此撥亂反正，克服當前的困境，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內的建制派議員的作為。
沒有立法會的阻撓，政府的施政可循正常的審議和立法程序進行，甚或可以加快，以彌補過往多月的延誤。政府再沒有理由不在施政上有所作為，針對現時的重大問題加以解決。而沒有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立法會的工作便可以加快進行，建制派議員也不用浪費時間與精力與反對派議員爭鬥。不過，議員的職責是從社會大眾的利益出發，審議政府的決策，而不是作為政府的橡皮圖章。沒有議會內的政治鬥爭，建制派議員更應盡心盡力地審查政府施政，避免政府為既得利益者所騎劫，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和香港長期發展的機會。
原來的議會功能，在反對派辭職之後，便要建制派議員去承擔。怎樣聯繫社會大眾的各個階層，怎樣發動專家的智力來審議政府政策，提出新的更合理的批評與方案，改變過往投票機器的行為，也克服無故流會的陋病，在在都對建制派議員及其背後的政黨有更大挑戰。建制派議員在反對派議員辭職之後，再沒有藉口來掩飾不作為的傾向。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我們可以與中央政府一起拭目以待，也或許香港需要真的愛國的反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