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日之亂，香港的經濟民生和社會各方面的滑坡、困頓、衰退，都和現行的制度、結構直接相關，不在這方面動手術、做調整、施改革，香港的沉淪是不可逆轉的。切莫以為有了《港區國安法》，香港亂的問題就能解決；中央推出了粵港澳大灣區計劃，香港就可以自覺自願的融入國家發展。
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制度設計，結構關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並不能在「相互制衡」中治理好香港，積極發展。因為三者的內在問題都和「一國」、「中央」有扞格、有矛盾；它們還會在「相互制衡」中「比」着如何與一國和中央相抗衡，並充分利用這種「結構關聯」強化兩制與一國的對抗或隔絕，且美其名曰「維護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而香港「三權」制度的土壤是英國殖民統治百多年，冷戰數十年的反共、抗共、崇洋媚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滋生了逢中必反的反對派，他們在「三權」制度保護下如魚得水，讓制度、結構、社會運動、反對派的發展壯大相互呼應。這個過程令香港動亂不止，全面沉淪。
對於這樣的局面和問題，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予以改善和解決，可見中央清楚香港的「三權」制度和反中亂港勢力的搗亂破壞威脅着香港特區的管治權，威脅着「一國兩制」。然而問題在於，中央敢不敢全面觸動和改革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解決箇中的嚴重問題？只有制度改善了、革新了，才能治標治本，步入正軌，跟上時代，振興發展。
「三權」整頓和改革，相對較易的是行政領域，主要是行政長官、管治團隊的挑選、監察指導和紀律方面，中央要進一步在制度上形成掌控，管治團隊的人事來源不局限於現有狀況，也即「港人治港」的標準要放寬，要讓內地精英加入治港行列；香港公務員隊伍要建「國家檔案」，要「國家觀念」和「效忠意識」先行，要明確香港公務員不存在甚麼「政治中立」，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堅守政治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