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黃國日前發表短評《取消外判 減少在職貧窮》指出：「改善就業質素，根除在職貧窮，縮窄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並說「特區政府對帶頭取消外判切斷基層員工被剝削根源的強烈訴求，並沒有實質性的回應，變相是在不斷製造在職貧窮之餘，將會更加深民怨。」猶如一把鋒利匕首，揭露香港回歸廿三年來，在職貧窮的起源和政府政策的失誤；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擴闊，最重要、最根本的成因是特區政府自己。
特區政制的大變動，在二○○○年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主催和統籌下，竟獲當時尚缺乏鬥爭經驗和政治經歷還較少磨練的建制陣營一面倒支持，讓兩個有民選成分的市政局被取消，行政機關非常順利地完全收回兩個市政局的行政權力，從而在二○○○年開始分期分批把原先兩個市政總署直接管轄的各項市政民生服務，在完全擺脫有民選成分的兩個市政局議會性質的監督下，假行政主導之名，以官意取代民意，全面推行按職能工種類別及分工的不同的外判合約制度，分期分批淘汰長期聘用制度下的熟練和有經驗的員工，製造多種不同成分制度聘用的公務工作人員及矛盾，引起此起彼伏的各職級公務員的不滿、抵制和反抗。許多公務員團體和工會領袖都哀嘆「今不如昔」，怨氣上升而士氣大降，直接打擊特區政府的民望和服務質素。筆者贊成改革市政局，但反對一刀切取消，更反對借「殺局」推外判制，也向時任特首遞交萬言書提出反對的意見及理據。
筆者○四年參選勞工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期間，向所有親自拜訪過的、不論左中右的勞工團體公開承諾，一定會把反對外判制和合約化加劇階級剝削及製造兩極分化的禍害，向時任行政長官強烈反映。選舉結束後，筆者整理了曾拜訪過的勞工團體，也包括所有公務員團體及組織對特區政府勞工政策和勞工權益的不滿和建議要求，整理成洋洋數萬言意見實錄向特首正式遞交。當時即獲特首積極回應，表示會細心閱讀及關注，但非常可惜的是，不久之後他卻因腳疾辭任行政長官了。
之後，特區政府錯誤的勞工政策不單止沒有調整改善，反而變本加厲。自政府宣布公務員編制上限十六萬，接着政府帶頭全面推行外判制，由取消兩個市政總署所涉及的多個政府部門，擴展到整體政府所有部門及資助機構的所有員工，大力推合約制、臨時工、分包工、時薪、散工、承包等等「去長期聘用制度化」，從而令僱員原可在長期聘用制度下享受的花紅、獎金、年假、病假、休息日、退休金或公積金等福利逐步削減，甚至全部取消了。
更有極端涼薄的無良僱主，利用僱員為求繼續有工開，千方百計用各種藉口剋扣員工的解僱補償和欠薪，使工人有汗出無糧出。其實欠薪刑事化和最低工資制度也是政府錯誤勞工政策的補鑊產物。特區政府帶壞了頭，全港商界效法，全港僱員便進一步貧困化了。試問特區政府施政又怎會得人心擁護和基層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