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情：還看今朝：中國人

曾生說起出差前的一個黃昏他駕車回家，快抵埗時發覺他家附近的路都封掉了，他下車問個究竟，找不到警察，只有幾個穿黑色衣服蒙着臉孔的青年守着路口，指揮着車輛離去。他開始感覺到情況不妙，恐怕惡劣場面陸續有來。

我插口問曾生：「看到香港的新聞，每次報道學校響應反對政府事件時，都提及『校友、舊生和學生』，甚少、幾乎沒有看過只報道『學生們……』，我正奇怪原動力來自何方？」

曾生苦笑道：「來自舊生校友的壓力真的不可以小覷，激進的校友忙着要學校表示態度，保守的舊生又要學校息事寧人，而這些舊生校友們很多都是在校學生的家長呢！假如『蝦餃佬』（母校已故的前校長之別號）還在的話，他會怎樣的在這社會風暴中帶領學生走出去呢？」

這問題把我帶回到一九六六年四月時分：「那時候因為尖沙咀渡海小輪加價五分錢，一名二十五歲蘇姓青年在渡輪碼頭前絕食抗議，引起數千群眾上街響應，參加暴力抗爭。還記得那年我在母校唸中五，四月初那天剛在校裏進行中學會考模擬試，考官突然中斷考試，叮囑考生趕快回家去，港英政府剛宣布幾小時後實施宵禁令。氣氛非常的緊張。五天下來的暴力抗爭，一死二十六傷，一千四百多人被捕。報道指這位反殖絕食先驅者，啟發了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而港英治下的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矛盾開始突顯，官民隔閡，充斥着不安的情緒。一九六七年五月，九龍新蒲崗的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警民衝突如星火燎原的發展為抗暴鎮壓，放置炸彈，以致多人喪命受傷。

九月復課時，因為母校校園廣闊，『蝦餃佬』便組織了寄宿生學生長，大清早上，在一眾學生來上學之前，巡邏校園周圍確保安全。一九六八年，事件過後，我們說起這事情的時候，『蝦餃佬』帶出了『香港人』的概念，他並沒有詳細展開論述這個對年輕一代的學生來說，聞所未聞的新觀點，後來他也不再多提這名詞，只是輕輕的帶過，叫我們對香港這地方要有歸屬感，更要有所承擔。因為當時不少教會名校的學生牽涉暴動，教會在一九六八年題為《再思香港教育》報告反思香港教會辦學目的。其中提及郭慎墀校長認為『要從暴動中，反思教育應幫助學生走入社會，了解社會貧困者的需要』。」

曾生機靈的追問：「聽說那年代，殖民地政府很顧忌本地人的民族意識，且莫說是『中國人』，『蝦餃佬』提出『香港人』這觀念也可說是離經叛道，更能觸動了一些人敏感的神經？」

我點着頭：「後來我才明白，一直以來，香港和中國內地是沒有邊境關卡的，自由出入，在香港的就是中國人，香港不好，人跑回大陸，香港好了，人又跑回香港。一九五一年羅湖關卡隔離了兩地的往來，留在香港的中國人便成為殖民地的被統治者，再加上這些年來南下的，都是暫居者的過客心態，我們都是先後來港的移民難民。『蝦餃佬』可是要我們在這動盪環境中，找出新起點，要對這片土地、土地上的人和這個我們的『家』，有歸屬感、認同感，負上責任和承擔。」

曾生跟着說：「身份的認同也可隨着時代環境而轉變的啊！」

「對呀！一九六七年的『香港人』就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呼喚和醒覺。三十年後回歸祖國了，我們就是站起來當家作主的『中國人』！」

何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