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本港經濟活動幾近停擺，建造業也不例外。在進度落後下，地盤開工日子例必加倍趕工，懷疑因此成為工人的催命符，八個月內最少發生十七宗奪命工業意外，平均一個月有兩人死亡，情況異乎尋常。歸根究柢，目前的職安健法例落後，對無良僱主罰則輕微，港府一直拖延修例，儼然幫兇。
本報統計發現，今年一至八月發生在工地的十七宗致命意外，導致十七名工人死亡，大部分都是從高處墮下，以及吊運工程期間被重物墮下擊斃，最年輕的死者僅廿多歲，令人扼腕。第三波疫情在七月爆發，該個月短短十日內即發生四宗致命個案，情況之密集前所未見。業界指出，有些承建商為免太多工人聚集造成播疫風險，一度減少開工人數，甚至停工，導致施工時間減少，地盤或為趕進度，開工時忽略安全評估及措施，最終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更有甚者，有死者家屬反映，工人經常加班，翌日又要一早開工，睡眠時間嚴重不足。須知地盤工作消耗大量體力，休息不足瘋狂趕工，無異於叫工人搵命博。奪命意外在疫情高峰期特別多，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承建商為了利益懶理工人死活惹的禍。尤其是行內有不成文陋習，一旦地盤發生意外，承建商傾向不報警而直接致電消防處，以免意外曝光被罰停工。而勞工處更是一副闊佬懶理、悉隨尊便的態度，僅要求地盤負責人在廿四小時內知會，變相令承建商有時間清理意外現場，將違規之處掩蓋，勞工處事後巡查亦查無所獲，便可大安旨意輕罰了事。
由此可見，每一宗工業意外看似意外，其實絕不意外，是港府和承建商的「共業」。這樣說絕非無的放矢，《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規定的罰款額由二千元到五十萬元不等，刑期由三個月到最高十二個月，罰則本來已是輕得可憐，法庭判罰更往往不痛不癢。以今年案件為例，違反上述條例的傳票定罪個案，罰款平均僅七千七百多元，最低甚至只是八百元，最高也僅被罰款廿二萬元，人命何價，可見一斑。
最荒謬的是，《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早於一九五五年訂立，距今六十五年，根本不合時宜。試想想，六十五年前的物價跟今天何止翻了幾番，罰則一直不修改，怎麼可能有阻嚇力？這就難怪，幾乎所有個案都是輕罰了事，數十年來只有三宗獲法庭判處監禁緩刑，沒有任何個案被判即時監禁。既然代價輕微，承建商屢罰屢犯又何足為奇。而即使是《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也是一九九七年訂立，同樣有許多不足，再不檢討修訂，還談何職業安全？
然而，別看港府口口聲聲承認法例罰則偏低，並於兩年前展開修例，要求提高罰款額及刑期，惟拖拖拉拉、議而不決的作風不改，加上反對派為反而反，瘋狂拉布，有關議程在立法會不斷被押後，至今不了了之。勞工悲歌年復年地唱下去，港府有多重視工人權益，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