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涉及暴動等罪案的嫌疑犯，偷渡往台灣，途中在內地海域被捕，共十二人。
他們中有大、中學生、無業者，以偷渡費而言，他們未必有力支付。而偷渡涉及黑社會等非法組織，也不一定是後者見義勇為，拔刀相助。而是有中介安排，付款者亦可能同屬中介所為。偷渡台灣必有接頭人，也可能打通台灣政府關係，便牽連到台灣方面的人與組織。
今次被捕相信不是偷渡的首次，而是有前科。組織安排程序等已經制度化，各方分工配合，內外協作，是有組織的犯罪。
或許在香港不易從嫌疑犯口中逼供出背後的組織網絡和安排，但在內地落網，國安系統便可內地與香港聯手，找出背後勢力，作進一步的追緝拘捕。甚或個別學生年少無知，在拘捕警誡下悔改，可充作控方證人，戴罪立功，爭取減刑。無論如何，十二人被捕在牢，罪名在港在內地都可以加重。在港的包括違法潛逃，更證明其犯罪，畏罪而逃。在內地除了觸犯偷渡非法入境，還有與外部勢力（台灣）勾結。在追查他們的偷渡安排，在香港便已有勾結外部勢力的進一步嫌疑，觸犯國安法，在內地與香港都同時可用國安法審理。
更重要的，不僅是這十二人的犯法，而是政府可以順藤摸瓜，把組織安排資助偷渡的背後勢力，偵緝、拘捕、審理，斷絕在港偷渡外逃的道路。
相對於被捕的十二人，組織安排偷渡的人與組織犯罪的程度更為重大。而且不會是一次行為，已成為經常性的渠道。在此之前已有偷渡，今次若沒有拘捕成功，還會有多次後續，甚至成為在港犯法者的逃脫後路，給犯法者壯膽、支持。斬斷此路，犯法者便難存僥倖，由此產生阻嚇作用。
這背後勢力的人與組織不會是烏合之眾，或者與英國、美國及台灣潛伏在港的情治力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從偷渡者順延追查背後勢力，當可把後者的情況查清，按國家政策分別處理。
香港從來都是國際情報交流鬥爭的中心，殖民地時代，英國主導。回歸後，應歸中國主導。從事顏色革命，攻擊中國的情報活動應受抑制。「佔中」至「反修例」事件顯然是顏色革命，中國鎮壓成功之後也好應清理香港的情報圈子。用追緝偷渡背後勢力來順勢緝拿、驅逐有關涉案的外國和台灣的情報人員，便是很好的藉口。作用是在香港安內攘外，對港獨分子產生巨大阻嚇作用。殺一儆百，也是給香港社會，特別是被洗腦的青少年，有切身的教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