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不再設定具體的經濟預期增速，但強調如期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不變。於是，兩會閉幕後，督察扶貧，成為了頭號大事。最高領導人視察寧夏，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考察新疆，副總理胡春華連續在陝西、安徽督導脫貧工作。扶貧是當前國家頂層戰略，領導人親自運籌；汪洋在上一屆國務院分管扶貧，本屆受命在常委層面協管扶貧，同時又是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胡春華現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幾人在不同層級督察扶貧，均是職責所在。
按照原定規劃，今年要實現全國範圍脫貧，這將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創舉，當然是德政、善政。如期實現既定目標，信守施政承諾，固然最好；但尊重客觀事實和發展規律，實事求是，更加重要。
目前距離年底限期僅剩約二百天，而全國整體貧困縣尚有五十二個，分布在新疆、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甘肅、寧夏七省區；重慶、江西、安徽、陝西等地有的縣雖然平均水平達到脫貧目標，但縣內還有大量人口依舊未脫貧，工作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實上，中國國土廣袤，各地千差萬別，很多深度貧困地區是幾百年上千年形成的，與自然環境、地理條件、資源稟賦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要通過培育產業、提供就業、提高居民文化素質來實現真正脫貧，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仍有六億人處於月收入千元的基本溫飽狀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狀況惡化，舉步維艱。要全面脫貧，惟有加大財政投入，但是這種脫貧效果，極易浮於表面，成為數據上、文件上的「注水肉」，為了面子而自欺欺人。更需要擔心的是，由於脫貧與地方官烏紗帽掛鈎，官員為了政績，硬性加碼，急躁冒進，虛報造假，造成資源錯配和濫用，更加擾亂了本就脆弱的經濟秩序。
內地長期的計劃思維根深柢固。上世紀五十年代「超英趕美」，要求七年超過英國，十五年超過美國，後來時間愈縮愈短，甚至要求兩、三年超英，十年趕美，到頭來的大躍進運動，令國民經濟陷入崩潰。八十年代提出三步走戰略，原定二十世紀末實現小康，實際上也是無疾而終。至今尚處於「六億人月入千元」的水平。
動員式、運動式的施政，是舉國體制的反映，具有倒逼工作進度、自上而下加壓、集中整合資源等特點。但經濟社會發展有其客觀現實與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堅持「人定勝天」，往往好心辦壞事，用雷霆手段，敗壞了原本的菩薩心腸。
目前疫情仍在，經濟蕭條，財赤首次突破警戒線，保穩定已屬不易，公眾對此有充分預期。一味為了政績目標，人為地限定時間節點，為此不計成本的投入，很可能適得其反，既讓脫貧成為草草收工的爛尾工程，又耗費了稀缺財力物力，加劇財政緊張和經濟困難。不若穩紮穩打，因地制宜。經濟既然已經進入不注重速度而看重質量效益的新常態，扶貧何妨也來一個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