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短兩會，雖然未制訂經濟增幅目標，但是在財政及貨幣方面仍然出台了刺激方案。財政赤字首次突破百分之三的紅線，發行一萬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地方政府基建債券大幅增至三點七五萬億元。經濟不景氣、債務高築、資本市場不規範等問題堆積，令防控金融風險面臨巨大壓力。
兩會期間，五月二十五日，包商銀行正式告別金融市場，業務由蒙商銀行、徽商銀行接盤。這也是內地首次有大型商業銀行倒閉。包商銀行在二○一八年還曾經位列內地銀行百強榜第三十七位，去年因為嚴重的信用危機被人民銀行和銀保監會接管。而P2P跑路、網貸平台爆雷、大型非法集資案件、上市公司造假等金融亂象，有些已經引發地方金融風險事件，也對社會維穩造成嚴重衝擊。
國務院工作報告坦承，金融等領域風險有所積聚。最高檢報告顯示，去年起訴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數量大幅攀升了逾二成五。最高法也將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作為重點工作，並組建專門的金融法院。
新冠肺炎疫情對銀行業造成重大影響，主要是貸款逾期和違約情況增多，不良貸款增加。為了救企業保經濟，決策劃定了適度放水指標，大型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增速必須高於四成，貸款盡可能延期。加大信貸投放猶如雙刃劍，若資金進入股市、樓市，將帶來空轉套利風險。中美脫鈎陰雲之下，外部金融環境也可能引發國內共振。財政增發數萬億元國債，但若與貨幣供給節奏不匹配，則嚴重影響市場流動性，造成貨幣供應過剩、推高物價、匯率承壓，引發新風險。
金融風險大多集中在地方。國務院於一七年組建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管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實行垂直領導，在各省派駐分行支行、銀保監局、證監局、外匯分局。這種金融集權模式，就是因為九七亞洲金融危機時，多省出現嚴重問題，促使中南海將金融領導權上收。
不過二十多年過去，目前中國經濟體量和行業業態發生巨變，完全中央集權鞭長莫及。一八年機構改革，各省普遍組建地方金融監管局，分工負責監管小額貸款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社會眾籌機構、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十一類機構。但分權又容易造成監管盲區和脫節。
從一季度開始，金融委部署新安排，由人行省級分行牽頭，在每省設立一個地方協調機制，成員包括駐當地的銀保監局、證監局以及該省的地方金融監管局、財政廳、發改委，共享資訊，監測風險變化，清查非法集資、網貸、融資擔保、重點企業債務等問題。各協調機制均直屬國務院金融委。但央行分支機構協調地方金融監管，並無現行法律依據。
這似乎是一個縮影，暴露出當下管治的尷尬境地。起先，中央集權，垂直管理；但力有不逮，進而與地方分權；分了之後，掉轉頭又要再進行央、地協調。兜轉往復，造成低效。這也是多年改革難以走出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