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要根治香港的反中亂港之局，根治香港內部勢力和外部勢力相勾結圖謀「顏色革命」，要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走樣、不變形，最大的阻撓力量、最難搞的，是英國人留下的司法體制。比起行政、立法系統，香港奉行普通法的司法體制，完全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根本無從措手。
北京很清楚，如果司法體制的狀況不改變，行政、立法領域的中央管治權即使有一番作為，也解決不了「一國兩制」遇到的根本難題和內部傷害。更何況，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英殖統治，全盤搬來英國法律制度和法律，歷史、文化、政治淵源深厚，與香港的行政、立法整套典章制度「混凝土」般結成板塊，成為九七回歸後必須保留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一國兩制」的主體基幹，中央要想動之，似乎是絕無可能的。
然而，世事無絕對。一切制度和法律都是人設定的，也是人可以改變的。出於需要，一切都可以在人為的改變中解決問題。一九三三年於蘇格蘭愛丁堡出生的著名比較法和法律史學者艾倫‧沃森（Alan Watson），在一九七四年出版《法律移植：比較法的方法》一書，提出了「法律移植」的命題，認為法律可以不顧「歷史傳統」和「社會文化」，很容易「穿越」時空，從一個社會「旅行」到另一個社會。他認為法律移植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存在，認為從古希臘和羅馬，再到蘇格蘭、英格蘭、荷蘭和其他國家，存在着一條法律移植的傳播縱貫線。此外，他認為法律不是社會、歷史和文化，法律就是法律，可以超越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而「移植」。這大概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綠楊宜作兩家春」的意境。
艾倫‧沃森的觀點，冷戰結束後證實可行，一些共產國家拋棄了原有的法律制度，移植了西方的司法。如此觀之，如有需要，內地法律制度當可移植香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