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概括這些年中國政治的熱門詞彙，一個關鍵字眼就是「組」。中央層面是「小組治國」，中央財經小組、中央外事小組、中央深化改革小組、中央軍民融合小組，個個領導小組都是最高層面的決策機構，中共十九大後小組又改為委員會，權威進一步增加。而中央教育小組、中央統戰小組等，也繼之而起，分掌大政。
另一類「組」，同樣冠以中央字頭，且數量亦不少，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北京派出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副總理孫春蘭任組長，政法委、國務院辦公廳、衞健委、工信部、發改委等部委領導擔任組員，小組常駐武漢，某種程度上接管湖北當局，儼然太上皇。除此之外，國務院疫情聯防聯控機制還派出了三十個工作指導組，分赴各省區市，但規格較低，主要由部委的司長領銜，比如第二十指導組赴海南，第三十指導組赴新疆。不過，雖然這些指導組組長只是司局級，但由於銜命而來，代表高層，故而各省均由省委書記、省長出面接待匯報，即使一些政治局委員兼任書記的省市亦如此。
疫情形勢好轉之後，恢復經濟成為頭等大事。中央指導組尚未收工，中南海又派出二十九個中央調研組，對各省復工復產情況開展調研。各組都由省部級高官擔任組長，例如海關總署原署長于廣洲率隊到江蘇，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李群到海南，發改委副主任羅文到廣東，主要工作包括企業用工短缺、資金緊張、交通物流、項目建設、春季農業生產等五大方面。
中國實行的是高度統一的集權體制，中央在決策、人事、財稅等方面擁有絕對話語權，對地方省市縣鄉各級層層管控，完全聽命於中央。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大班子官僚機構之龐大，全球第一。然而，現在每遇到一項具體工作，就要派出一次欽差大臣，分工督促檢查，耗費巨大。
就以二○一九年以來為例，五月至六月，二十個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各省。七月，八個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進駐六省和兩間央企。九月，十六個國務院督查組赴各地就減稅降費、就業、投資等開展督查。十月，四個中央指導組、十三個中央巡迴督導組，對各省開展「不忘初心」主題教育，進行指導督導。十月至十一月，十五個中央巡視組對二十六個省和單位開展脫貧攻堅專項巡視；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又派十五個巡視組進行「回頭看」。
這些督導組、指導組、督查組、巡視組，清一色由省部級幹部任組長，接踵於路，地方應接不暇，幾乎天天在匯報，或者為匯報作準備。這只能證明「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空轉問題依舊突出存在，只不過形式出現變種，不像過去那樣置之不理，而是或敷衍推諉，或原樣照搬。但後果卻一樣，同樣是現實與決策、基層與高層脫節，副作用甚至更嚴重。比如當前，一些地方以疫情為藉口，對復工復產消極應付，被稱作是「以疫代勞」。管治運行效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更為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