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一如二○○三年沙士一役，打破了殖民地時代宣傳的「小政府」傳統。英國殖民地政府鼓吹「小政府」，最直接的理由是英國佔據香港，為的是掠奪中國的資財，不願投資，故此以「小政府」口號來掩蓋英國不願意在港建設的陰謀。而回歸後既得利益者依然堅持「小政府」原則，則是不想社會分享發展的利益，反對擴大建設以保障房地產和金融業的暴利，其中尤以曾蔭權時代最為明顯；即使在任期後段推出基建項目，一是為勢所逼，二是製造爛攤子後撒手不理。香港花了錢，當然是寡頭壟斷的承建商賺了錢，基建進度還是落後。
「小政府」不僅抑制土地開發，拖慢基建，更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方面卻步不前，不理會香港對醫療要求劇增，貧富懸殊帶來嚴重的長者問題、兒童問題、家庭問題。醫療不足，曾蔭權卻鼓吹醫療私營化；教育出現問題，曾蔭權卻大力推動國際學校、直資化和資助外國機構來港辦學，對本港公營醫療和教育忽視不理。
沙士的教訓早已失落，但新冠肺炎疫情突出了香港醫療應對不足不力的問題。一是沒有防疫治疫的整套計劃和部署，臨急抱佛腳。醫療政策有的是既得利益者的維護和把持，而不是專家主導。「小政府」變成了高薪的小官僚當道。
二是醫療設施基本已是不足，疫症一來，防治便雙失。治療的病床缺乏，設備不夠，只能擠佔其他部門的病床、人手，實際造成其他病患者的損失，甚至人命傷亡。防治物資亦儲存有限，若疫情擴大，便會顧此失彼，沒法應付。隔離似乎全無規劃，臨時張羅，仍然是供不應求。臨時而不是早有安排，也容易引起居民不滿，阻撓隔離工作。
三是社會裏清潔工作落後，社區支持同樣落後。疫情下限制性封關，在香港這種生活大部分依賴外地供應的城市，應該早有應變策略和方案，以穩定民心，保證生活和醫療物資的供應。
四是香港是城市經濟，一旦疫情導致半癱瘓，民生經濟當會大受打擊。政府經濟部門有應急解困的責任，也不盡是派錢而已，而應同時提供支援，保證部分企業可以在適當情況下逐步復工，避免經濟暫時停頓而導致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經濟陷惡性循環之勢。防治疫症時應同時規劃復工後怎樣以新的發展補償損失。
全球化下大型疫症與金融危機同樣會不停出現，殖民地傳統的「小政府」是沒法應對的。一是要擴大政府的管治範圍和能力，二是知識化和專家化，否則香港多會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