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事能否變好事，端視人們怎樣努力！大型疫症，開始時使人措手不及，但只要努力，仍然可以找出防治的方法和治療的疫苗藥物。二○○三年沙士對中國與全球是一個大警示，其後的伊波拉病毒，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症，更觸發了全球生物安全P4實驗室的競相創建，以科研對抗疫症。中國武漢的P4實驗室是亞洲唯一已運作者，但還有其他在日本等地趕建。
像新冠肺炎這樣的大型疫症，在防治的全過程裏，除了治病救人之外，還可以藉治病開發出防治的新方法、新藥物，包括對疫症的生物學、病理學和流行病學剖析了解，快速檢測的手段（例如檢測試劑圖等）。在美國一類的國家，這些方法與藥物都會變成壟斷性藥業公司的賺錢手段，以專利權將之控制。
但是在中國，由於政府主導而非私營企業主導，防治中由科研開發出來的成果，雖然還有專利保障，卻是社會的公共資產，由政府監控推廣使用。更因為政府的深度介入，公共財政在社會防治個人治療中兜底支付，構成對全社會的防治保障。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的承擔，或許便反映出在中國進入小康社會的富裕新時代，公共衞生健康的新政。
新政表現在早隔離、早治療，不漏一個。早隔離是政府與社區的合作，以政府推動為主，法律作後援。武漢開始時實行不力，便要換政府領導，重新雷厲風行。湖北以外，不少城市政府執行有力，防治相對成功，便證明早隔離的功效。
早治療關乎地方上的醫療設施與資源能力，武漢或湖北敗在不足，出現拒醫、缺醫情況，令疫情惡化。但是中央插手之後，全國支援，便可以做到病患者應收盡收，檢測的一律送醫，政府的政策便可以改為「床等人，不能人等床」，疫情形勢開始好轉。
一如武漢新任書記所說：「收治是為了救命的，人命關天，不是為了統計數字。」不惜成本，以人為本，不分等級，輕重疫情盡醫。這樣的無差別收治，雖然動用大量人手資源，但是及早防治，及早克服疫情，便不僅是最大的政治，而是最大的經濟，湖北以外疫情改善地區，便可以迅即恢復經濟、恢復社會生活。
另一方面，即以廣州為例，廣州再生醫學與健康廣東省實驗室等科研機構，與白雲山廣藥集團形成了從科研、臨床應用到產業發展的全鏈條的防疫治疫體系，既有助於防治疫情，衍生出新的科研產業，借防疫治疫來提升水平和能力，並且可作為面對未來疫症的有效抗衡，也可以出口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