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二月十四日的會議上提出，要制訂生物安全法，將生物安全列入國家安全體系。提議的背景便是新冠肺炎疫情，要總結經驗教訓，堵漏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
這樣的提議，或許使人聯想今次疫情有關野生動物的說法。但中國內地和港澳台，一直有獵食野生動物的傳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也一樣，這次疫情亦未能確定病毒的直接來源。禁野生動物的買賣和食用，相信是以防萬一，生物安全法是保證安全，不僅指野生動物，家養的禽畜亦在規範之內。
生物安全亦涉及科學干擾，例如DNA的科研，實際帶來巨大的生物安全風險，不僅對於人類，更對於自然環境的動植物。DNA改造產生的後果會改變涉及者的演化，也同時影響整個環境生態的平衡，風險巨大。因此，不能讓科學家為了商業因素或個人的名利而隨意破壞生態平衡、以至人類社會現有倫理關係和制度。立法嚴加管制是早應如此，如今借新冠肺炎疫情而提出制訂有關法律和規範機制，算是壞事變好事。
生物安全最大的威脅是疫症，疫症已經不是自然界的產物，而是拜科學的進展所賜，變成可以在實驗室培養，乃至通過基因編輯改造來合成。以往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各國使用毒氣，殺人無數，但效果限於直接接觸。由於傷害太大，各國禁用，然而美國等仍儲存毒氣武器，只是儲而不用，並沒有完全銷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日本軍方曾經作生化試驗。美國在大戰結束後亦承接，軍方和政府國家衞生研究院有相關疫病疫情的研究，最高級別的P4實驗室，美國亦最多。在這些方面的研究，美國不但領先全球，甚至可說是處於壟斷地位，歐洲發達國家的實驗室與研究機構，亦差不多歸納入美國體系之內。
於是，從全球的角度看，國際出現疫情，美國體系應該是最大的救援者。與此同時，假如美國要把生化科研武器化的話，無論是主動的攻擊威脅，或是實驗室工作出現意外，都會構成全球最大的風險。
當前全球化和美國刻意地以中國為敵開展新冷戰，國際上大的疫情不斷發生，疫症帶來的生物安全風險巨大。中國不僅在國內要守衞，對國外亦要防衞，而且要與國際聯線，防範疫症在中國以外蔓延，盡中國的國際責任，也是防疫於國門之外。生物安全的大政策，應該會以防疫抗疫為主，集中於源頭，改變從沙士到新冠肺炎的被動，主動出擊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