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的人事轉變，應該是進一步顯示中央政府對港澳政策的大政變化。
在此之前，澳門中聯辦主任是由原商務部副部長傅自應擔任，他是中國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到澳門履任，應該不是過往該職屬投閒置散的安排，而是目的在推動澳門經濟轉型，致力於開拓澳門在博彩娛樂以外的國際服務業，包括金融業的發展。
至於香港中聯辦主任由駱惠寧出任，則是在政治上更着力整頓，以與反對勢力鬥爭，也可從側面督促特區官僚認真辦事。
港澳人事安排後，便是港澳辦和中央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要調整。張曉明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是保證港澳工作在日常運作能持續和穩定，但也是對過往的港澳政策不滿，需從中央開始大事調整。而由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政治意義重大。
一是夏寶龍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乃國家領導人級別，職位崇高，把港澳辦的政治地位一下子提升，情況相類於九七回歸後廖暉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身份。廖暉任港澳辦主任之前是僑辦主任，得力於父親蔭庇，從無政績。而夏寶龍曾任浙江省委書記，政績顯著，也與習近平關係良好。現時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來兼掌港澳辦主任，與駱惠寧相同，是臨危受命。兼任的身份，表示出他會以政協之力來支持港澳工作，與廖暉當年因港澳辦主任任內工作被擢升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沒有執掌政協工作，兩者性質不同，作用大異。夏寶龍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角色更受器重。
二是夏寶龍的任命同時把港澳兩地中聯辦主任委任為港澳辦副主任，把三個單位融合一起，由夏統率，既使夏有足夠的輔助，三個單位之間不再互相扯皮，也可發揮駱惠寧與傅自應的工作能力，相互配合地重整中央政府的港澳政策。
三是這樣的人事和組織安排應屬中央最高層的決定，超越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層次，反映出中央領導層對港澳政策的高度重視，以及決意撥亂反正，糾正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失誤。
在港澳辦、中聯辦人事轉變之後，相信大政策會陸續出台，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凸顯出中國國家安全面對的重大挑戰，香港再不能不清理二十多年來內地大貪腐的消極影響，也要認真應對今後中美新冷戰中種種借香港作為主戰場的衝突。香港是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內地的主要門戶，也可作為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參與者、試驗地和推動者，作用可以十分重大，不是內地任何城市所能替代。香港社會應與中央政府全力建設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