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借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說，中國內地政府工作粗暴，有違人權，官僚也有不少錯誤，以此指摘內地政府，並上綱上線地歸咎中央政府、中共政權，因由在於中共集中國幾千年封建主義的大成。這樣的說法，在香港的反共反中群體中廣為流行。但治疫工作的過失，發達國家都有，不只出現在內地，為甚麼只斥責內地，也為甚麼可以關連上中共政權的性質，卻從來說不清。
另一方面，他說今次國家領導人借疫情罷免不力的地方官，補上他的親信，既證明內地政治與封建時代一樣，「不反皇帝」，也進一步鞏固國家領導人一人獨大。可是，國家領導人與疫情有甚麼關係？官員問責，改用幹員，又豈是純粹的派系鬥爭。香港及台灣一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喜用黨派之爭來分析內地政治，可是，誰人歸哪派，卻往往猜度錯誤。他們少有了解中共的決策體制與過程，只是用章回小說口脗信口開河，背後卻有他們的政治企圖與偏見。
此所以這位中國問題專家便在評論中很快露出尾巴來。他認為內地情況正是因為疫情，由民生問題走上民變，也因為李文亮事件，知識分子開始反對政權。他也了解歷代民亂未必帶來大的變革，關鍵是有沒有體制內包括軍隊的起義，因而呼籲內地一些領導要起而反對國家領導人。
這樣的政治分析、呼籲，已經不是甚麼評論疫情，而是借新冠肺炎疫情來鼓吹內地民亂、政變。這樣的論述主張，似乎便與邪教一直以來的說法和最近製造國家領導人下台的謠言相類似，兩者是否有相通，抑或只是巧合而已？
把疫情連上反共，與香港的反修例一樣，出發點都是政治，目的也是政治。修例有法律和法制的意義，變成政治事件在於一些人的政治問題，以為可用政治掩護來免除法律的刑責。
疫病無地域限制，新冠肺炎出現於武漢，一如西班牙流感、美國的禽流感、豬流感等有種種原因，國際上沒有定論來指控疫症源頭地，是天災、人禍抑或其他，或多種原因偶合？疫情可指摘個別地方政府防疫抗疫不力，以至個別違法違紀的，但不能以偏概全，更不可能以個別例子，便據之否定防疫抗疫工作，否定地方政府和當地人，否定中國的政府性質。
當前防疫抗疫是第一大事，疫情嚴重，需全國上下齊心協力來對付。這也不是中國的事，疫情已擴至國外，防疫抗疫的經驗亦是國際社會的經驗和未來防疫抗疫的資產，怎可以讓政治陰謀來干擾破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