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如何影響經濟、民生、人心甚至防疫抗疫工作,從回歸二十二年的一系列風波、動亂乃至今次我們正在經歷的防疫抗疫中已有深切體驗,誰也避不開跑不掉。香港回歸以來的一切亂象和負面影響的根源是政治,是反對派熱衷的「為反而反」、「逢中必反」的政治。
這樣的政治時時刻刻、無孔不入的或慢性侵害、或強烈衝擊着香港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毒害世道、毒害人的思想,把香港拖入政治漩渦,把香港人變成政治掛帥的政治動物——那種政治智商很低的動物,任憑他們愚弄指揮的政治動物,還自以為很聰明、很有「先鋒意識」、「國際視野」,「引領潮流」,實際上是自尋絕路,愚蠢透頂,沉浸在手舞足蹈的末日狂歡中而不知。
我們要問,被反對派操弄的這種「逢中必反」、「為反而反」的政治是怎麼來的呢?至少有兩條很明顯,一是英夷殖民統治下根深柢固的洋奴思想加反共情結;二是「一國兩制」設計下為了香港「實現普選」,給反對派提供了某些機會和可能,這種機會和可能又令反對派的「逢中必反」、「反共合理合法」變得「理直氣壯」,更具蠱惑性、煽動性,惡性發展,走向極致,洋奴成為漢奸,反共顛覆一國,也就「順理成章」,二十二年來出現了大量這方面的人和事。
反對派由反共而反中、由洋奴而漢奸,這當中是有政治蛻變的、是有矛盾轉化的。北京最初設計「一國兩制」時,並未把香港存在已久的「反共」問題當一回事,認為九七後可以照罵共產黨,認為共產黨從來不怕罵、罵不倒,即使香港成為「反共前哨陣地」也弄不垮中國大陸,最多添堵而已、添惡心而已。但是九七後反對派把反共弄成反中,弄成逢中必反,弄成風波動亂,弄成反中仇中,這樣的政治就變成了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對抗性的政治。
與此同時,九七後反對派把他們無限崇尚的西方模式當成顛覆「一國兩制」的政治工具,內外勾結,賣港禍國,變成了「敵我矛盾」,危害和影響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