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媒體是現代社會的第四權，對不少問題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種權力可以為善，亦可為惡，該如何運用，應是二十一世紀的大課題。
這個農曆新年，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難以盡興。武漢肺炎擴散，使一個擁有過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在淌淚、淌血，沒有人可以誇言自己是完全不受威脅的。
疫情早在去年十二月已見出苗頭，最後弄到如斯地步，有人認為正是因為內地新聞不完全開放，部分官員便任意欺上瞞下。要是新聞有百分百自由，武漢市內、市外的人及早提高防疫意識，出門時戴上口罩、取消大型公眾集會，肺炎可能老早就受控。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當日明明疫情已經蔓延，但在農曆年底，武漢市仍說要舉辦逾八萬人的晚宴，試圖破甚麼紀錄；城內一眾海鮮、野味批發市場更遲遲未肯關閉和隔離。直至大禍來臨，不少內地人才驚覺原來情況竟是這般嚴重，未出事前，傳媒報道的，卻大多是歌舞昇平一面。
但這是否代表傳統媒體、自媒體，就一定是愈開放和愈不受規管才好？當然也不是。試看香港一場反修例運動，若不是部分報章和網上媒體肆意煽動、渲染，歪曲事實，獅子山下又何至弄得如斯田地？
港鐵太子站內明明沒有人被警察打死，不少媒體卻繪影繪聲，講得鬼影幢幢，使部分市民信以為真。筆者本人曾被年輕人圍困，要求我交代政治立場，過程中曾三次遭人推跌在地，壹傳媒卻引導讀者相信，我是自己裝作跌倒的，真教人哭笑不得。以此觀之，若然媒體擁有第四權而不知自律，為禍不亞於瘟疫。
中國政府怕傳媒約制不好，會肆意挑撥是非、製造負能量，但在現實中要是約制太嚴，只報喜不報憂，也就發揮不了第四權的監察力。兩者該如何平衡，恐怕就要考驗管治者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