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聯辦主任換人，且是十分匆忙倉卒。駱惠寧去年十二月底才出任人大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退居二線，不足一星期便轉任中聯辦主任，這肯定是臨危受命。一是危機顯現，不得不急忙任命。這個危機是屬香港，也屬中國整體，由香港而帶給全國。這不只是區議會選舉大敗，更可能是對台灣總統選舉的評估，擔心蔡英文連任，美國與台獨聯成一線，而且會引發港獨更激烈的鬥爭。
二是臨危便不能依循舊有的思維與程序。王志民任中聯辦主任只是肯定以往廖暉時代中聯辦在港的政策和措施，包括王志民的青年工作，絲毫沒有反思檢討，還是維持偏向大資本家等既得利益者的路線。王志民被免職，改用與港澳外交系統無關係的地方大吏出掌中聯辦，便是把原來政策顛覆，開啟新的方向。
當年任命王是原有港澳政策既得利益的延續，王下駱上是打擊或至少是放棄這些既得利益的政策。這樣的大政策變動，時間又這樣匆忙，顯然不是港澳工作體系的正常做法和程序，而是來自港澳協調小組以外的力量，應是中央的集體決定。
臨危受命，反映中央政府最終是看到香港的危機。危機不僅在香港，更在國家安全的大局、新冷戰下中國涉外政策的大局。危機不限於香港，便不能單靠在香港內部的統戰便可以解決。拉攏權貴已證明權貴是會親英美、反中國的，怎可以信任？
要攘外必須安內，安內的內是社會整體，是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與下層建築的經濟社會結構。安內便是把香港社會經濟文化整頓，不投降放棄。這樣的攘外安內與「一國兩制」並不衝突，反而把「一國兩制」的內容充實。
從駱惠寧以往的政績，可以看到他在中聯辦的工作重心。一是反貪腐，進一步清理內地過往二十年大貪腐對香港造成的禍害。建立反貪腐的香港愛國陣營，一如他在山西處理當地塌方式的貪腐。
二是推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特區政府不做，受制於既得利益者。駱惠寧則策動香港中資機構去做，作領頭示範，帶動中小企業及港商去做，也從側面給特區政府壓力。
三是扭轉統戰的失誤與輿論的失敗。擴大統戰的對象，建立有效精幹的媒體和輿論力量，支持反貪腐和經濟轉型，使之能着實推動起來，也反過來在輿論和社會支持方面擴大影響，重建基礎，爭取中間群眾轉向。
這些工作重心是切中時弊，早已有共識，只是執行乏力，致貽誤至今，且看駱惠寧能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