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森林一場大火，不僅令「地球之肺」嚴重受損，更燒出了發展中國家跟已發展國家長期以來的矛盾。以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為首的西方國家，嚴厲指摘巴西政府治理撲救不力，部分歐洲國家甚至將大火與南美洲貿易協定相掛鈎。
面對重重壓力，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一方面派軍隊協助滅火，另一方面大力抨擊西方社會干預巴西內政，是「二十一世紀的殖民主義思想」，強調巴西需要的是提供機會促進發展，而不僅僅是保護的問題。
巴西近年常被批評以破壞生態環境的方式發展經濟，特別是引入大型跨國公司推倒雨林，進行機械化種植，被認為為今次世紀大火災種下禍根。問題是，保護環境跟發展經濟兩條腿走路，在過程中取得平衡，說時容易做時難。看看另一發展中大國印度，近年經濟發展維持在較高水平，但代價卻是嚴重的環境污染。據估計，印度當前有六億人面臨飲用水危機，PM2.5排放最嚴重的全球城市當中，印度更是「穩佔」排名的頭幾位。
如果說巴西、印度經濟、人口規模龐大，生產出大量溫室氣體，對全球變暖的確要負較大責任，那些面臨「滅頂之災」的蕞爾小國，面臨的威脅更巨大，得到的國際關注卻更少，可謂有苦說不出。在上月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多個參與的區內國家呼籲澳洲大幅減低煤炭發電的比例，惟遭到澳洲當局斷然拒絕，僅承諾在該地區提供五億澳元的資助。對此，基里巴斯前總統湯安諾批評，針對政府應對氣候變化，若要在澳洲跟中國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澳洲是「兩個魔鬼中更可怕的一個」。
正如瓦努阿圖外長雷根瓦努所控訴，對氣候變化該負上最少責任的國家，往往卻是最先和受影響最深重的國家。為了自救，該國近年與周邊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合作，將部分全球最大型石化燃料公司告上法庭。事實上，這種作法並非無先例可循。據聯合國統計，截至二○一七年，已有二十四個國家提出近九百件類似訴訟。
當然，小國勢孤力弱，即使如何抱團自救，能發揮的效用始終有限。或許人們唯一可以寄希望的，是在一切講求經濟利益的現實世界，氣候變化能催生出新技術，商家能透過「逐利」的本能逐步解決問題。美國著名環保記者芬克在其著作《橫財》中，就認真探討氣候變化為全球帶來「挑戰」之餘，亦為部分國家帶來「機遇」。舉個例子，氣候乾旱令全球水危機日益惡化，有專家甚至估計，各國之間為爭奪水資源而爆發戰爭，將成為嚴重問題。在此情況下，擁有先進海水化淡技術的以色列就變得十分吃香。
氣候變化導致水位升高，對瓦努阿圖等島國來說無疑是場災難，但其實對於有「低地之國」之稱的荷蘭來說，應對相關問題已有數百年經驗，如今已發展出獨步全球的攔海大壩技術。荷蘭上世紀五十年代啟動三角洲工程，一九九七年完工，建成全球最大、最複雜的海岸防護網。也許要保護環境，與其靠發達國家「大發善心」、自我犧牲，倒不如寄希望於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