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政府又提出建立溝通平台，這似乎是政府沒法也不願止暴制亂，便重拾一四年「佔中」時的公關伎倆。當年林鄭與大學生代表會談辯論是無功而返，理由是大學生代表只是訴求，並不講理，會議需求同存異地達致妥協，一方堅持便不可能有成果。佔中在政府拖延之下最終平復，原因不在政府的政策恰當，而是對手只是牛刀初試，並未把攻擊堅持下去，見好便收，林鄭若認為是政府對策成功，便是嚴重的誤判。
今次反修例事件，性質不同於佔中和旺角暴亂，基本上是美國策動「顏色革命」，有具體的政治目標，進退取捨的決定者是美國，不是沒有大台的本地力量。
故此，林鄭政府的溝通，一是與誰溝通？至多只能與美國在香港的代理人溝通，甚至連代表美國在香港進行戰爭的黎智英等人亦未必可以溝通，這樣轉折的溝通有甚麼用呢？假若一如特區政府習慣的新聞公關做法，開放平台給公眾參加，一來混亂，二來怎樣有溝通作用？
二是所謂民間的「五大訴求」，修訂《逃犯條例》撤回與否，爭的是意氣，反對派要的是林鄭政府投降屈服，不在於反不反修例。至於特赦，基本上是破壞香港的法制法治，林鄭屈從便是出賣香港的法治法制，破壞《基本法》。除非政權改變，否則哪有這樣犯暴動罪可以特赦呢？林鄭政府的溝通，在對方不棄立場、不願妥協底下，溝通只是更突出分歧，更難以有解決的機會。
林鄭政府建立溝通平台，不過是政務官習慣的公關手段，在昇平時期也許可以自欺欺人的說有效果，但目前是「顏色革命」，不是昇平時期的政府與民眾政治關係，政務官的慣用伎倆早已一一證明失效，這次豈會突然有效呢？
事實上，林鄭建溝通平台，一個作用是希望抑止現時遍地開花式的暴亂，但稍有點觀察的人當可看到，溝通與否，局部地區的暴亂都難以避免。所謂沒有大台，即是縱使背後策動者有所收斂，亦難以約束烏合之眾。況且策動者當然不介意小的暴亂連綿不斷來壓迫政府，也造就社會基礎（包括青少年樂此不疲和媒體所說香港社會對暴亂已習以為常），讓他們在需要時候再策動大的示威和暴亂。從這個角度看，林鄭的溝通平台不可能有成效，連公關作用也不大，反而在對方抗拒、文宣謾罵之下會造成反效果。於是，唯一的作用只是向中央政府交代，林鄭政府是有所動作。
我們擔心的是林鄭最後會扮演投降派，讓美國的顏色革命在香港打出了天下。關鍵是為何不採取堅決的止暴制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