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裏教書，算是學者，人們和自己對其言行都會有所要求，應該堅持個人的主張和理想，但是不能因此而排斥別人的主張和理想，更不能據此而顛倒是非、扭曲事理、混淆黑白。這些要求，本是做人的基本標準，做學者或者做任何專業，更要強調這些要求。
相對而言，憑選舉當上議員的，由於幾年才一選，選民也多善忘，為了譁眾取寵，也帶有欺騙群眾，一些議員往往翻雲覆雨，大話連篇，只要過得選舉一關，民粹主義也好，徹頭徹尾的政治混騙也好，夠票當選，甚麼都可以不管，道德、操守均屬笑話，議會的宣誓也是說了便算，哪會認真。
當學者出選並當上議員之後，我們應該怎樣對之要求呢？當學者本來不需要出來選舉爭勝，他或她不需要依靠議員的薪津，除非在大學裏沒有發展機會（當學者有教職又何須拚命求升級呢？），否則的話，出選議員應該有點政治理想，要將之在現實政治中實施。
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看由理工大學講師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張超雄。作為學者，他沒有多少表現，卻當上了議員，表現得有情有理，堅持理想，沒有多大建樹，在於個人能力在整個議會與香港政治裏是難以有大的作為，他對社會政策的理想也少有被認同。但是，對比泛民主派的議員，張超雄不會為選票而胡作妄為地討好一些選民和爭取曝光，也似不像一些建制派議員那樣甘心做投票機器。
很可惜，當香港政治在「佔中」之後二分化，任何政策主張和議會言行都被政治化，不講道理，沒有香港大局，只有狹隘而教條化的政治立場，馮檢基因此迎合不了而被淘汰，張超雄也愈來愈變成站在泛民議員後排的布景板，只能投票，沒有意見。當然，張超雄沒有民主黨那樣囂張浮躁，他還是慎重得多，但仍然是隨波逐流，愈來愈沒有自己。
在今次示威轉暴亂的過程中，張超雄支持示威，卻不敢譴責暴亂，暴民衝擊立法會大樓時，他阻止了沒有？也同樣不敢指斥暴力與破壞立法會的暴行，已經失去了立法會議員維護立法會的責任與道德操守。
日前的機場騷亂，暴民封鎖機場，阻止旅客登機，並喪心病狂地攻擊內地旅客，動手私刑，襲擊救援的警察，這樣的暴行在國際上用任何標準都不能容許。可恨的是，張超雄竟然以公民拘捕權和以牙還牙來作辯護，顛倒是非，全無個人的良知良心。為的是甚麼呢？是被洗了腦？是被挾持？抑或是開始賣身投靠暴民背後的政治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