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設計和運作有結構性的矛盾、深層次的矛盾，是顯而易見。這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就引人關注，認為這樣的矛盾難以化解，「一國兩制」最終會通向一國一制——不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隨了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隨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當時多數人認為香港一制是終究要隨內地一制的，因為內地的一制乃國家體制、乃中央體制，香港特區只是地方政府而已，「胳膊擰不過大腿」。
然而，「一國兩制」的設計者鄧小平又說過，這個政策是五十年不變，而五十年以後更沒必要變，時代發展了，中國還要多造幾個香港。鄧老爺子這樣講，讓人浮想聯翩，讓人感到是不是有一種可能，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變成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不過，無論怎麼變，誰變成誰，一國兩制「結構性矛盾」、「深層次矛盾」，只有成為「一國一制」才能真正解決；而「一國兩制」自身和運作是不可能解決自身結構問題的，一個事物的矛盾對立統一結構的消失，是必會隨着這件事物的消失而消失的。
這樣的「深層次矛盾」不可解，「結構性矛盾」不可解，回歸二十二年的實踐是愈來愈清楚了，「深層次矛盾」也愈來愈大、愈深愈複雜。回歸二十二年，「一國兩制」的兩個矛盾方面充滿了猜忌、博弈和鬥爭。然而，並非「半斤對八両」，最初，主動進攻、挑起爭拗的是香港。香港有個反對派，香港人多數恐共、懼共，害怕一國的制度踩進香港，不相信「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諾。
北京深知香港為何「以攻為守」，對此小心翼翼，很是克制，甚至當起了甩手掌櫃。反對派的法寶和香港許多人的篤信，是「民主拒共」，只要打出這個旗號就可以「爭取普選」、「逢中必反」。結果反着反着，就不僅僅是抵制內地制度那麼簡單，而是要反一國、反中央政府，要將中港完全割裂，把「一國兩制」深層次的矛盾、結構性的矛盾弄得尖銳對立，加上串通外部勢力插手，「港獨」冒起，其政治指向和目標已不是要解決「一國兩制」的結構性矛盾，而是要分裂一國而後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