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五一」，其實都覺得好諷刺。一八八六年美國芝加哥大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生活，但早前阿里巴巴主席馬雲就「九九六工作制」（早上九時上班，晚上九時下班，每周工作六天）評論道：「只做九九六是種巨大的福氣……世上每個人都希望成功，但要成功就必須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言論引起巨大爭議。今時今日的香港，真正的八小時工作，對大多數打工仔來說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不用看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其實大家都感受到打工仔的工時比三十年前是長了還是短了，今時今日，寫字樓朝九晚五只是傳說，銀行分行落閘後仍要做業務推廣；當年的戲院公餘場消失了；運動場晚上八時打後才是黃金時段；當年我們的父母還能及時回家一起電視撈飯，今天打工仔回家晚飯卻有點奢侈。工時增加這個趨勢，其實不但在香港，也在世界不同地方普遍出現，我們不禁要問，過去百年乃至最近的三十年，是人類科技發展最快的時間，人均生產率不知翻了多少倍，為甚麼科技能使人多了空餘時間的預言沒有實現呢？
新自由主義及全球化：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成為世界主流的經濟理論，其核心內容就是全面自由開放的競爭，從政府的外判，到私人企業的精簡架構，都以追求更高效率和更高利潤為目的，僱傭關係零散化和不確定性。高度全球化下資本自由流動，發展中國家要與先進國家比併技術，先進國家要與發展中國家比併人力資源成本。競爭中，一些掌握核心技術有限但相對發達地區的職位，轉至發展中地區，保留下來的職位都要增值，延長工時甚至無償加班就成為一種趨勢，以保持所謂的「競爭力」。
資訊科技的應用：由八十年代的電話及傳真、千禧前後的電郵，到近十年普及的智能電話流動通訊、即時通訊軟件等，這些技術加速了業務運轉、加劇了時間競爭，商品和服務種類多樣化，如電子商務、社交媒體的出現，經濟活動出現無國界和二十四小時化的趨勢，競爭要求更迅速和即時的回應，很多員工就算下班，仍然機不離手處理公司的業務及上司的任務。
自動化與人工智能：人力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比重變得愈來愈低，高科技成為愈來愈重要的生產手段，資本家掌握生產手段，勞工的議價能力降低，一些未能掌握新技術的勞工面臨被淘汰。人力要同人工智能的自動化競爭，如製造業、服務及零售業，工資被壓低。加上資產泡沫令生活費用高昂，特別是居住成本，很多人需要較長的工時甚或做兼職，才能賺取生活所需的工資。
最近有一部日劇《我要準時下班》反思長工時的問題，人們是否在長工時下才最有競爭力，才能獲得最大的幸福？如果將人均生產總值（美元計算）除以人均年總工時，南韓（15）、香港（22）及日本（23）等高工時地區的每工時人均生產總值都遠低於德國（36）、瑞典（37）、丹麥（43）等相對低工時地區。筆者認為，在上述幾個客觀因素都難以扭轉的情況下，立法加班補水以及訂立標準工時，是政府不能亦不應迴避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