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走過了四十年，中美建交也迎來四十年，但如今幾乎是雙雙「四十而惑」。與四十年前那些力拔千鈞的改革與開放力度相比，現在幾乎是一種停滯狀態，甚至是回潮。雖然表面上依然高喊各種簡政放權、市場准入、公平競爭，但現實導向卻是細枝末節鬆綁、大政方針收緊。依然在以往改革成績的淺灘上淘漉老本，而離深水區愈來愈遠。
許多歷史經驗表明，當經濟改革遲遲打不開局面時，往往就會在政治領域陷入改革紛繁的境地，但後者屬於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分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會造成阻滯。
最近幾年，中國的改革亂花漸入迷人眼，但都集中在上層建築。當然，絕不會涉及根本的體制改革，而只是具體操作層面的改革，嚴格意義上說是一種調整。先是黨務機構改革，各種小組、委員會、辦公室林立；接着是軍隊改革，四總部變十五部，七大軍區變五大戰區，全部重新打鼓另開張；然後輪到了國家機構，進行大規模撤併。但在經濟基礎領域，卻是另一番景象，國進民退，民企噤若寒蟬，經濟寒冬嚴峻，獲得感成了空中樓閣。
為應對貿易戰，中國高調宣示改革開放口號，然而這種開放概念，與國際上普遍期待的開放，似乎並不在同一個頻道上，表面上相向而行，實際上卻是南轅北轍。這就好比人權一樣，美國指摘中國在民主、自由、法治等方面的問題，而中國卻能舉出一大堆例子來反駁，原因就在於對人權的概念和內涵已經偷樑換柱，各說各話，特色標準與國際標準並不接軌。
如今中美博弈，改革、開放正面臨着與人權相似的境遇。阿根廷「習特會」後，中國作了相當的讓步，先是取消了對美國汽車額外加徵的關稅，繼而國有的中糧集團奉命從美國高價進口大豆，等於為加稅自掏腰包。
去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知識產權侵害納入《民法典》草案，並在《外商投資法》草案中寫入「禁止以行政手段強制技術轉讓」。這一立法安排，是為了安撫美方在知識產權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上的不滿情緒。隨後，最高法院成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並由中紀委委員兼最高法院副院長羅東川擔任庭長；發改委、人民銀行等部門簽署聯合備忘錄，對知識產權失信主體在資金申請、政府採購等方面進行限制和懲戒。
從技術層面上說，中國自認已為貿易談判付出了極大誠意。歲末年初，中美關係也似乎狀態不錯，白宮與中南海在年底通電話，元旦又互致建交四十周年賀信，副部級磋商亦即將舉行。
然而，貿易戰前景卻不容樂觀，至少有三大障礙。其一，特朗普發動的這一次貿易戰，不是戰術層面上斤両錙銖的討價還價，而是在戰略層面上對遊戲規則、利益格局的重新塑造。美國是真正的「四十不惑」，戰略目標異常清晰，部署也相當穩準狠。相反，中國依然疲於應付，決策層缺乏清晰研判或者說還難下決心拍板，影響到各界對前景的預期，影響了士氣軍心。
其二，中國雖然在立法、關稅等方面釋放善意，然而卻無法給外資足夠信心。在很多方面，其實中國並不缺乏法律條文，但外資也清楚意識到，在中國經商，面對諸如建立黨委等官方壓力時，外企的抗壓能力脆弱得可憐，這讓大多數外資站到了支持特朗普的陣營。
其三，當前中國的戰線拉得過長。貿易戰正在膠着，而「一帶一路」連遭波折，對台又擺到了第一線。往好處說這是全局思維，悲觀一點說，很可能不僅不會側翼掩護貿易戰，反而拖入了新的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