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改革開放的起點，生於同年的我，就在見證改革開放過程中成長，當中經歷了九七回歸作為後身份認同的轉變。當然，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角度立場和意識形態去看待改革開放，便產生出截然不同的認知和抉擇，這種差異令香港長期難以凝聚基本共識。古語云「四十而不惑」，香港人是時候撥開迷霧，重拾信心和動力再創高峰。
改革開放之初，內地經濟百廢待興，而香港已經過戰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成為東方之珠，當時只有五百萬人口的香港的GDP就佔全國的四分之一。那一代的港人北上創業、就業或回鄉探親，不論從資本、知識技術、國際視野乃至心理上，都是碾壓式的優越感。香港在這個階段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獨木橋」，不少人乘着改革開放的機遇，作出貢獻，也賺了不少錢。當時雖然不少港人對內地政治仍存疑慮，期間八九年的政治風波雖然曾於短暫時間內令港人出現信心危機，但整體來說，港人是擁抱改革開放的，對回歸祖國主流也是審慎樂觀，港人不止賺了錢，在文化上，諸如當年的電影、流行音樂、生活習慣等，也對內地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回歸後的首個十年算是第二個階段，九七年時期的香港仍佔全國GDP的百分之十八點五，隨着內地穩定而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港人對國家的歸屬感亦穩步上升，社會普遍相信「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愛國愛港者都期望人心回歸是指日可待，讓香港人也開始習慣從中國的香港人角度去看問題。這十年間，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再加上沙士，錯失了經濟轉型的黃金機遇，為日後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埋下伏筆。
第三個階段是回歸後第二個十年，國家隨着成功舉辦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國際盛事，中國到二○一○年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當時佔全國的經濟總量已降至百分之三點七五。金融和地產進一步綁架了香港經濟，加上政府的不作為態度，造成樓價飆升，民生困苦，青年苦無向上流動機會，香港競爭力下降，創造力嚴重不足。到了一七年，香港佔全國經濟總量下跌至不足百分之二點八，更首次被深圳超越。
香港經濟停滯被超越，民生矛盾凸顯，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都瀰漫着悲觀的失敗主義情緒，一些人為着其政治目的，打着本地優先的旗幟，將真正矛盾如地產霸權，轉移至他們眼中的「外來因素」，即把一切內地的人和事妖魔化，所有與內地合作的事，就算是民生、基建、經濟、文化項目，都被政治化，反對派形成所謂的ABC（Anything But China），逢中必反，畫地為牢。
香港，本來在國家發展中是擁有極大機遇的，但當年的全面優勢可謂雖像往事但並不如煙，只恨某部分人封鎖的心靈和眼光，成為香港最大桎梏。
正如國家領導人日前總結港澳人士發揮的六大作用，包括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及城市管理的借鑑作用，新時代下香港要繼續維持這些作用和優勢，香港從民間到政府也要充分理解「內地香港融合」這個概念，真正的融合不是要拋棄我們原有良好的價值和特色，立足本位也考慮整體的需要，而謀求最大的幸福。
近日反對派還藉深圳河劃界問題炒作一番，說甚麼內地侵害「香港領土」，實際情況當然要按法律處理，與其炒作「爭議」，為何不認真思考善用深圳河改道後劃給香港管理、佔地一百公頃的落馬洲河套區，做好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為香港年輕人帶來真正的發展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