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公，香江府衙、司法領域有人包庇縱容反中亂港之人，乃香港最大亂源，也是反中亂港之人的避難所和充電站。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九七年收回主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北京很大的寄望就是香港有「完善的法治」，是「法治社會」。因此，對香港司法領域最是「優禮」，不但一切照舊，還「加持」了自立終審法院，享有原本沒有的「司法終審權」，翅膀更硬也。
說起來，北京那時確乎有點兒傻和天真，對自己沒有信心，對英國人一手建立的法治和培養調教的「法治隊伍」盲目信任，甚至自慚形穢。然而這樣做，人家根本不領情，反而氣燄更盛，膽大妄為且理直氣壯地拿起朝廷給他們「加持」的法律武器，幫着反中亂港集團禍亂香港，朝廷束手無策、放任不理。
紅朝打天下、坐天下，信奉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其實最懂得司法的極端重要性，最懂得司法掌握在甚麼人手裏，對社會管治、國家政權有決定性的意義。但偏偏在香港問題上，在制訂「一國兩制」大政方針時，對司法的掌握完全放棄，犯了難以彌補的錯誤。
對行政領域、香江府衙、行政長官、管治團隊，朝廷雖然也很放手，但多少還是有辦法、有措施予以掌控。對立法領域、立法會之組成和選舉，朝廷也有能力保證其不會完全失控。唯獨對司法領域，從體制到人事、到實施和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的普通法，面對這樣一個自我封閉的「獨立王國」，朝廷完全不知所措，針插不進，水潑不入；只有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可以在個別問題上對香港司法領域「說上話」，然對這個「獨立王國」還是隔着厚厚一堵牆，連隔靴搔癢都談不上。
更憋氣的是，這樣的狀況，朝廷至今竟不置一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