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提出，香港《基本法》的制訂，都是時代的產物，是當年國情、港情和國際情況的產物，其關鍵所在是中國當時一窮二白，正在推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十分需要資本主義繁榮昌盛、能為中國實現現代化提供巨大獨特價值的香港。
當年，毛皇帝極左路線下推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幾乎破產，中共最高層決定撥亂反正，在改革開放中向資本主義借鑑學習，對自家土地上有香港這麼一塊極為成功的資本主義明珠更是珍視有加，認為九七後要保持香港繁榮穩定、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只能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因為只有港人最懂資本主義，最懂資本主義的經濟營運和國際市場。
這樣的判斷表面上沒有錯，邏輯上也說得通，但事實上卻相差甚遠。一是實際情況遠比北京想像的複雜；二是英國人培養的「治港精英」實際能力和見識遠不能擔起治港重任；三是他們的思想和心態早被英夷奴化，崇洋媚外，缺乏國家意識，死守英夷留下的那套管治哲學，認為是金科玉律，並以此隔絕中國內地，以為這就是「守護」資本主義，殊不知這套政治偏見、愚昧無知正是損害了香港的資本主義，令香港各方面迅速褪色；四是香港制度基礎和氛圍必然產生和壯大政治上的反對派，必然導致社會不穩，人心混亂，挑戰一國，本城的資本主義難以正常發展。
回歸二十年來，香港資本主義的衰退，內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超越發展，正在改變當年制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的最關鍵的實際情況，而中央對港籌劃必須與時俱進，才能對香港好、對中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