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甫上台，就提出「土地大辯論」及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該小組任期僅十八個月，期望盡快謀得增加土地供應之良策，解市民「上車」之難。「大辯論」隱含着雄心萬丈，決意滿腔的意味。但土地問題從來都是艱巨的利益博弈，若要爭取各界市民的信任達成共識，必須敢於衝破個人利益的牢籠。
信心和信任，關鍵在於公道。反對派一方危言聳聽，捏造出似是而非、甚至違反常識的陰謀論，例如將東北發展醜化為深圳的後花園、富豪城。為何這些胡言亂語卻往往成功惑眾？正是因社會長期處於「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多數人生活困難，無從紓解。加上反對派宣稱政府傾斜權貴，市民一旦對政府失去信心，只會讓香港墮入萬劫不復之地。反對派玩弄市民怨恨情緒以佔領道德高地，才導致政府施政障礙重重、寸步難行。
欲扭轉乾坤、守護道德高地，政府必須證明施政皆以大眾的福祉為依歸，而非為少數權貴服務。就土地及房屋問題，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收地建屋。部分捍衞高球場的人士認為大眾支持收地是基於仇富，對高球運動愛好者不公平。這種論調其實轉移了問題的焦點。首先，香港貧富懸殊是發達地區中最嚴重的，一些為富不仁的資本家以壟斷式營商手法，扼殺市民向上流動的機會，才令部分人產生仇富心態，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高球場涉及的是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的問題，豈能以部分人仇富為由而盲目反對收地？實際上，高球場的使用人數少、費用高、佔地廣達一百七十二公頃， 在與香港土地短缺、樓價瘋癲的現實境況相形之下，才是凸顯尖銳矛盾的原因！
筆者並非否定高爾夫球的體育價值，或富豪們在此成功洽談生意後可能創造的就業機會。但與其錦上添花，為富豪提供「俱樂部」，何不雪中送炭，給市民一個安身之所？孰輕孰重，相信執政者心中有數。事實上，高球場大可以搬遷到佔地約一百多公頃的將軍澳堆填區，在那裏興建十八個洞的標準高球場可以說是綽綽有餘，同時，又不會給予市民感覺到適合安居的寶貴地段遭到霸佔。
有意見認為，粉嶺高球場面積雖廣，但從技術而言可建房屋並不多，而且要重建附近的交通網絡，工程相當龐大。且不論是一萬三千伙，還是十三萬伙，甚至新興交通網絡也都不是重點。
筆者認為，收回粉嶺高球場興建公屋是向社會發出一個訊息：證明政府重視大多數市民的福祉，敢於在關鍵時刻向既得利益者亮劍。此劍一揮，勢必可贏回市民的信任，不論往後的填海、改變市區土地用途、徵收棕地、農地、甚至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等計劃，政府也可更有底氣地取得民意支持。搬遷高爾夫球場亦展現社會各階層均需為土地供應作出承擔，對凝聚社會共識起示範性作用。
新加坡跟香港一樣面對土地短缺難題，立國之初土地面積僅為五百八十平方公里，但到二○一四年已達七百一十八平方公里，這有賴已故總理李光耀力排眾議、大刀闊斧填海造地。二○一四年，當地政府更提出將在十六年內，分批收回三個高球場，騰出約二百公頃土地興建住宅。由此而論，香港政府為何沒有如此的魄力和決心呢？
香港要改善土地供應必須多管齊下，不能只倚重個別項目。政府若拘泥於諸多限制，只會徒增施政困難，解決房屋問題更加遙遙無期。「土地大辯論」希望不只是雷聲大而雨點小之做作。政府若能下決心收回粉嶺高球場，把握解決房屋問題的突破口，必定能為未來十年施政迎來一條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