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意思是說，如果不能保持良好初心，就不可能有良好結局。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無疑是一種創舉，充分展示了中央政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良苦用心。可惜，二十年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港人治港變質變味，繁榮穩定根本無從說起。這究竟是甚麼原因？答案顯而易見，就是因為沒有保持良好初心，沒有體現回歸的真正意義，簡而言之就是沒有落實全面管治權。
過去一段長時間，中央將「五十年不變」錯誤理解為「五十年不管」，對港政策畏首畏尾，導致管治權形同虛設。尤其是港澳辦前主任廖暉在位十三年期間，從未對香港問題發表過一次公開評論，彷彿事不關己似的，在其把持之下，港澳辦變成獨立王國，中央對香港不敢管、不想管、不能管，坐視反中亂港勢力不斷壯大，深層次問題日益惡化。近年情況更是瀕臨失控，國教被阻、政改拉倒、佔領之亂、旺角暴亂、宣誓風波、港獨蔓延、校園淪陷等等，一亂未平一亂又起，將香港一步步推入深淵。
在此情況下，中央不得不強調全面管治權，而且將相關提法上升到十九大政治報告，反映中央意識到香港問題嚴重，不能再放任自流。對此，反對派氣急敗壞，批評中央違反一國兩制的承諾，收窄香港高度自治空間云云。實際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也就是說，香港從回歸那天起，中央就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甚麼好質疑的。相反，回歸後之所以紛紛擾擾，就是因為全面管治權僅僅流於口號，從來沒有真正落實。
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香港大律師公會竟稱之為「人治」，認為是回歸後落實《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可見這班藍血貴族妄自尊大，完全無視人大常委會的最高憲制地位，企圖以普通法凌駕憲法和《基本法》，以兩制騎劫一國，以高度自治對抗中央權力。而最近司法機構頻頻上演放生鬧劇，律政司不檢控政治黑金案一眾主角、終審法院撤銷「雙學三子」監禁刑罰等等，既是對法治精神的粗暴踐踏，更是對中央權威的公然挑釁。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外部勢力透過政治黑金控制反對派，不斷興風作浪，製造混亂，為期七十九天的佔領之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他們美其名曰「爭取民主」，其實是為了奪取管治權，將香港打造成顛覆中國的前沿基地。如果說黎智英是外部勢力的政治傀儡，收取政治黑金的反對派政客顯然就是傀儡中的傀儡。但奇怪的是，在鐵證如山之下，港府公然上演放生鬧劇，不僅將政治黑金合法化，也為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乃至中國內政打開方便之門，而中央竟不聞不問，莫非懼怕外部勢力？全面管治權從何說起？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香港妖孽為患，群魔亂舞，導致管治困難，危機四伏，正是港府姑息養奸、中央畏首畏尾造成的惡果。回歸後香港沒有變得更好，反而變得更亂，人心沒有回歸，反而漸行漸遠，為反中亂港勢力提供政治舞台，為港獨分裂思潮提供溫床，港府固然難辭其咎，中央也有一定責任。
「興衰未必皆關數，治亂由來實在人。」香港問題千頭萬緒，歸根究柢就是一個原因：主權回歸，治權未歸。要扭轉這種亂局，中央政府首先必須端正主人家態度，該管的就要管，該出手時就要出手，只有從餘孽漢奸手中奪回司法等刀把子，才能落實全面管治權，也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