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台灣海峽兩岸和香港都身處巨變之中，那時候我已經每天在報紙上發表時論，把此一巨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巨變的前途歸結，認真去想認真去看，把想到看到的變成文字。八九年底，我自資出版《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一書，收錄「六四」前後在報上刊登過的評論，蔣經國逝世後的台灣政情觀察的文章。
我在七十年代末開始撰寫時論，主要是兩岸政情，到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登上議程，置身是非利害之中，我與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漸漸感到自己和中國命運密不可分，而台灣海峽兩岸的互動，亦會輻射到香港，於是我每天奮筆疾書，都是論析兩岸三地巨變，以及把自己對香港前途的憂慮毫不保留地宣諸於筆墨。在香港月旦台灣海峽兩岸政事，可以有不為某種政治權力解釋、辯護、圓謊的自由。反之，撰寫政論先有結論，然後再裝上一套道理去，而且結論是當權者給規定的，又或者是自己揣摩當權者意志得來的，那就是最卑下、最惡劣的一種政論了。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寫的文字，除了跳出去，擺脫黨派鬥爭漩渦孽障；也站在內，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更是拳拳服膺鄭板橋「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的哲學，秉持公義，不為尊者諱，不作傳聲筒，於是肆無忌憚，肆口逞說。
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二十年來，中共自食其言，不斷加強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然破產。許多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過去因為文化認知而有「我是香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而在「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便變成「我是中國香港人」。歷任特區政府的管治深受北京當權者的影響，沒有堅定不移地捍衞香港原有的廉能政治、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於是部分香港人開始在身份認同上出現了變化，許多人由「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變成「我是香港人」，年輕一代主張完全自治乃至「港獨」者，甚至在「我是香港人」後加上「我不是中國人」。
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出現身份認同的變化，完全是中國極權主義者一手造成。過去頗有一些香港人還有中共不代表中國的想法，否定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期待中國有政治清明的一天，「民主回歸派」則說「愛國不等於愛黨」，卻仍然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亦已經由一個威權統治，蛻變成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政體，哪一個政黨執政是要由在地的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另一方面，中共不斷在國際社會打壓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後者的邦交國愈來愈少，根本無法代表中國。於是，台灣自外於中國，統獨意識的此消彼長，乃是物理之必然。
過去十多年，我的時論文字是以分析、評論香港政治為主，台灣海峽兩岸的時論寫得比較少，尤其是在從政十年期間，由組織政團到參加選舉，念茲在茲都是香港的民主發展，相關的政治論述大部分是在議會及網上媒體發表。最近兩年，在東方報業集團旗下「東網」每周撰寫兩篇兩岸評論，使我可以恢復關注兩岸關係及台灣政情，今年七月出版文集《從冷和到冷對抗》，總共收錄了一百六十篇文章。現在仔細檢視這些文字，發現我已經由「置身是非利害之中」變成了「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明‧呂新吾《呻吟語》）。感謝東方報業集團，讓我可以繼續每周二在本欄撰寫兩岸時評，也許諸位讀後亦有與作者相同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