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英國「脫歐」和新一任美國政府奉行的「美國優先」原則，反映西方國家正經歷「關門看世界」的潮流，那麼中國政府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外交政策，就是試圖進行深入地「走向世界」的嘗試，這將徹底改變中國的外交格局觀。中國國家領導人對於設計這樣的外交思路自然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外交上更堅定地走出去，與當前中國面臨的挑戰和發展機遇有密切聯繫。
中國傳統的「周邊外交」優先模式正經歷空前的挑戰，通常所說的「三海」及新疆、西藏正同時經受考驗。北韓發展核打擊能力的決心很難受中國動搖，其政權穩定愈來愈多地受外在大國博弈因素的影響；南韓部署美國「薩德」系統威脅到中國。中國政府不得不尷尬地同時面對兩個「朝鮮」對自身安全帶來的挑戰，這是四九年後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還不曾遇到的挑戰。
日本則在尋求與中國對抗的道路上愈走愈遠。本屆美國政府表明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給安倍政府一針鎮定劑。儘管日本的國力已經不允許其單獨對抗中國，但日本政府正時刻注意國際局勢的變化，一旦中國捲入與他國的衝突中，特別是發生與美國的直接衝突時，日本政府不會坐失行動的良機。
南海上，近幾年風波不斷，二○一六年結案的「中菲南海仲裁案」將南海問題推到了重大國家安全問題的境地。風波暫時的平息，除了菲律賓總統換人的「幸運」之外，最大原因是中國在二○一四年之後「強勢維權」，改變了南海上與有爭議國家的軍事力量對比。隨着南海問題國際化已成事實，未來南海的穩定已不再僅取決於中國和直接當事國了。
維穩，反恐並打擊「三股勢力」成了中國長期的維護國家安全的命題。西方國家紛紛開始針對伊斯蘭信眾採取不同程度的行動，客觀上會造成恐怖極端勢力的蔓延，未來中國國內的反恐、反分裂形勢只會更加嚴峻。
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周邊局勢曾經遇到過的挑戰正在前所未有地同時處於爆發邊緣，與其揚湯止沸，顧此失彼，不如徹底跳出原有的外交框架，創造一個新的格局。除卻周邊國家，中國發展和世界上五大洲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着西方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
首先，中國傳統的儒家治國理念強調去宗教化的「和平主義」。從歷史到今天，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政府，到亞非拉國家去不是去傳教，更不是去發動政權改變的運動。當前，很多發展中國國家迫切希望了解經濟上、政治上的「中國模式」，主動試圖借鑑，這為中國深化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創造了基礎。
其次，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國歷史上沒有對廣大亞非拉國家的殖民歷史，不存在「原罪」。相反，由於各國深知中國作為曾經被西方列強欺辱的國家，對於「後殖民主義」國家而言，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最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對外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使得中國成為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榜樣。今天在很多亞非拉國家，還能見到很多毛時代中國援助的建築物和重大工程項目，這種正面的國家形象塑造延續了幾十年後，其實已經變成了一種寶貴的外交財富。
出於種種原因，中國發展和周邊國家的關係，特別是有着理念和利益糾紛國家之間的關係，將十分困難。可以做的是管控風險，不讓挑戰變成危機，不讓危機變為衝突，不讓衝突成為戰爭，能夠做到這些，就是中國周邊外交的成功。中國發展對外關係的真正機遇，是那些此前被海洋、山川和沙漠所阻隔的「遠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