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香港現時的右派極端主義分子的非法和近似恐怖主義行為，我主張要嚴刑峻法，但並不是超越法治的範圍。二十三條並不急需，只要把現行公安條例有效運用，便足應付任何暴動。不過，我贊成通過新的法例來禁止示威遊行時蒙面，香港大可倣效英美的慣例。
在這個現行和補充的法例構成的法治體制以內。一是依法執行，不作政治妥協，甚或破壞法治。二是在確定規矩，嚴守規矩以外，香港應保持原來的寬鬆。一方面要嚴，是建立起法治的權威和有效性；另方面要寬，則凸顯法治是維護香港社會的自由、民主與多元化。
作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政治體，香港不應由政府鬆弛執法以破壞法治，但同時不應矯枉過正，反映農民心態的氾濫。矯枉過正不利法治建設，政治社會的代價也大，且每次矯枉過正都容易帶來過度的反彈。與中國政治傳統智慧的中庸之道（義者、宜也）相違背。
在守法紀的基礎上，香港社會應進行廣泛的教育，以針對現時政治社會上的極端偏向與背後的無知。教育不是考試，頒發證書，而是實實在在的進行公民教育。一是要檢討中小學的常識與通識，參考國際經驗，讓真正的學者專家（而不是單懂設立指標的學者和只懂發表英文論文的技術人員）來公開研究、討論，也讓教師、家長參與。同時也應擴及大學的通識課程，剔除偏見，用更多的歷史和國際例子來教育學生對社會發展的認識。另一當然是國民教育，卻應是在學校以外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