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壇現時炒來炒去討論的行政與立法關係，基本上屬偽命題。當然，由於害怕政黨在選舉中奪取特別行政長官之位，香港政黨可能把立法、行政控制，尾大不掉，故在制訂《基本法》時，特別規定特首不能有政黨背景，這或許是出於中央的擔心，但相信更多是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受香港大企業利益的影響。結果，這種情況造成特首的行政部門與立法會斷了政黨連接，特首變成孤家寡人，缺乏政治組織支撐；政黨在立法會即使佔多數席，總是無法執政，由此而形成行政與立法的結構性矛盾。這是制度使然，與梁振英無關。
在現實政治裏，立法會分成建制派與反對派。建制派佔了立法會多數議席，與梁振英在政策和法案上沒大問題。而立法會的問題，只是政改方案的通過要三分之二多數票，反對派可以否決；而在日常法案，反對派的拉布屬旁門邪道，若建制派議員團結堅持出席，有組織地伏擊反對派，亦非不可應付。
於是，行政與立法的矛盾，實際上不過是特首與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之間的矛盾。由於反對派的立場是反梁振英（除了反共外別無理由），二者矛盾不可紓解。反對派是由選舉產生，雖有反共鐵票，但比例還小，除激進派只寄望一成選票讓個別人士上位，其餘政黨還需依賴廣大的中間選民支持才可在立法會內形成有效的少數派，故反對派大多數議員還要看民意，不會過於極端。
關鍵是梁振英的施政是否獲大多數民眾支持？是否足以用民意壓反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