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階梯被改變，還涉及一些新世代因素，例如新一代的反社會制度情感、階層的扁平化、成功標準的多元化等。不過，當我們比較香港和世界各地在這方面的發展，仍能發現香港對舊制度否定的速度比其他社會要高。
第三個方面，是對政治的熱情增強，也願意為此付出更多代價，改變了過去主要針對發展經濟的共識。回歸提高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心理期待（如《基本法》規定市民可參與選擇特首），所以對參與和關心政治的態度跟港英殖民統治時期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別。加上社會富裕程度上升、民智發展等多方面因素，更促進了參與的能力。在這種語境和條件下，人們對政治的務虛熱情化作為具體期待，再成為了行動。
這些改變背後，或多或少都有中國的影子。隨着回歸，香港和中央關係加深，以及相應的政治格局改變，形成香港社會如何作出反應而帶來的改變。
箇中因由很複雜。兩地互動增加，不免產生負面摩擦（正面的主要體現在兩地經濟融合和增長）。但經濟是很具體的，不容易改變；反之社會和政治的無形狀態，更容易被期待為解決問題的出口。惟面對兩地在體積和力量上的比例差距，使求變的訴求遇上一種無力感，在無法改變對方之際，求變的壓力便擠進自身內部。最後，還因為香港和內地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繫，使任何不滿都容易從情感和情緒的途徑宣洩，成為了一種以情感拉動內部變化的模式，使香港更無法理性看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