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要對香江政改「一錘定音」的前夕，朝廷在深圳召開最後三場「政改座談會」，仍由四月份主持召開「上海座談會」的朝廷三位大臣擔綱，他們是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以及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這次深圳座談會的出席人數遠多於上海座談會，有建制派各色人等五百餘人參加。不過，中央官員與之「座談」的主角，則是不足三十人、香港立法會中的反對派議員及「黨魁」之類。
香江建制派人士參加座談會，大致上發表三大類「意見」：一是向朝廷表態，堅決支持擁護朝廷在香港政改、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上的原則立場，為座談會製造「主流民意」，聲討反對派；二是為了表示自己最愛國愛港愛黨，和香江反對派有不共戴天之仇，提出更為強硬和極左的主張，以示自己對香港未來局勢有「更清醒、更嚴峻」的判斷，「襯托」北京的現行立場已經相當「理性、寬容」；三是「適度」充當「和事老」，為目前和未來的緊張局勢降溫，希望朝廷能「務實」對待反對派的訴求，對政改和普選特首留有「討論磋商」之餘地，不要一下子把事情「做絕」，因政改一旦失敗、原地踏步，香江府衙將陷入更深重的管治困局，對中央對香港都極為不利。
除了這三種「意見」外，還有一些自認為能和北京說上話的「有分量之人」在座談會上一言不發，「只帶耳朵到會場」，為的是「保留」一個相對「超脫」的身份，在必要和關鍵時刻為朝廷和港人傳話、發聲。事實上，多年來朝廷確乎有在政治上「養」着這樣一種人，他們不能也不需要太過「應聲蟲」，太過「老左」和面目猙獰。
深圳座談會上，朝廷有建制派「三種意見」打底和做背景、造聲勢，就可以向反對派更強有力的表示中央「寸步不讓」的堅決態度。李飛的系列發言，幾乎將反對派所有的意見和看法頂了回去，並展開措詞嚴厲的批判。
按照李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說法，按照「一國優先」的說法，按照「堅決防止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選舉」的說法，按照提名委員會必須體現「集體意志」的說法，按照朝廷對香港特首有「更高的標準要求」、「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說法，人大常委會如果要「一錘定音」，那麼今次政改幾乎可以肯定已經沒有了「討論磋商」的空間。
對此，反對派據稱極為失望。其實，這也是座談會召開之前他們自己的舉動一手造成的。二十幾位反對派議員赴深前夕高調「綑綁」，宣示「普選必須按照國際標準」的立場，再次和北京叫板，再次「破壞政改座談會」與中央「溝通交流」的氣氛，朝廷自然絕不示弱，李飛的發言從頭到尾都是大棒子，半根胡蘿蔔沒有。
不過，反對派倒是很善於「挑釁捱打」之後還要「爭取主動」，爭取「民意同情」，不斷呼籲今次人大常委會不要「落閘」，為政改諮詢留下一線生機，再次把球踢給朝廷。
那麼，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會怎麼「一錘定音」呢？真的會「定」死框架，半點兒「冇得傾」嗎？真的會讓討論「落閘」嗎？要想「定死」，決定最好寫；要想「定活」，決定也好寫，只要把握好分寸即可；要想「半死不活」，就最不好寫了。所謂「半死不活」，就是既不想今次就「落閘」，但又不能顯出自己有何怯意，還要顯示朝廷對政改的真情實意，要盡最大的努力為政改「死裏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