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親建制民間團體「幫港出聲」宣布，向全港中學的校董會及家長教師會發信，提醒若有教師明知學生會參與「佔領中環」而不加阻止，最終令學生被捕或受傷，家長可向學校提出民事索償，相關教師可能因而被取消專業資格，促請全港教師不要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為名，引導學生參與違法的政治造勢活動。「幫港出聲」是民間團體，可以肆口逞說，當然毓民也有批判其說的自由。
世界上不少人曾經參加公民抗命運動，遠的如馬丁路德金不說，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於六七暴動期間，在校內派發宣揚共產主義及反港英政府傳單被捕，政府以煽動罪名檢控，罪成被判監禁兩年，成為少年犯及留有刑事案底，失去升讀大學機會。毓民不會同意他的政見，但曾德成當時是以和平方式表達其言論自由，他的被捕及入獄並不公義。可見人們不應以當下的政治現實，以下半生的前途威嚇青少年。
同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出言要挾，指「佔中」「不可能不違法」，學生參與一旦被控及留案底，將嚴重影響日後升學就業，教師參與佔中亦需承擔法律責任及職途後果，懇請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及家長勿容許師生參與。教育局將向全港學校發出指引，並會與學界商討如何應對「佔中」。
吳克儉的言論令人嘩然，因為他擁有公權力，對學生升學及教師升遷有生殺大權，他此舉是濫用權力，公然踐踏《基本法》（第27條）賦予香港居民「……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變相對師生實行政治審查，行徑惡劣形同中國大陸的駐校黨委書記，或法西斯政權的教育部長！
教育官員理應捍衞師生權益。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期間，胡適任職北京大學教授，一年之後他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指出：「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然而胡適同期在《晨報》的「五四紀念號」也指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胡適最後引用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學校篇），指出學生干政是「衰世之事」，而且是「三代遺風」。
後來蔣夢麟及胡適先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樣對師生愛護有加。
說到底，教育的最高理想是知識啟蒙，及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自由交流，師生從中訓練獨立思考，教學相長。
民國初年的中國談不上民主，但不論北洋政府、地方軍閥，還是國民政府，對學術自由尚有起碼尊重，那時是近百年中國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
中共建政後自由學風蕩然無存，文革時有學生鬧事，卻只淪為權力鬥爭工具。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學術自由略有鬆動，八六年底至八七年初及八九年先後引發兩次學潮，後者以「六四慘案」悲劇收場，其後政治黑暗重臨，中共派遣立場強硬的幹部，進駐各大專院校黨委書記崗位監視師生，從此「國民糾正機關」的學生運動絕迹中國大陸，全國上下向錢看，道德敗壞，大專院校亦淪為職業訓練所，最高等的大專還變成升官發財的跳板。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應立即收回恫嚇師生的言論，並向公眾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