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選擇數據，只以特首梁振英表現平均評分低於五十報告其民望。
但翻查原始數據，發現超過六成受訪者評分是高於五十，跟報告予人的印象剛剛相反，因而連日遭輿論批評不盡不實，指為反政府力量製造聲勢。
該計劃主任鍾庭耀多番辯解，包括指摘質疑乃「文革式批評」，卻未能洗脫選擇數據撰寫報告嫌疑，亦未能平反坊間對其科研倫理劣評。辭窮理屈，卻不面對事實，乾脆認錯道歉，反而不惜胡言亂語，繼續自我捍衞，結果愈描愈黑。
日前，鍾又以醫生來比喻民研機構，說：若醫生指一個人病了，是否要花很多錢，另覓世界專家再作診斷。他認為，以為用錢另覓專家診斷便可解決問題，卻不正視醫生所指的病，可能只是商業思維，跟學術人的思維有異。
問題是：若醫生指病人已病入膏肓，不久人世，但病人卻行得走得，食得瞓得，一切如常，且非朝夕，而是累月經年仍保持如此，難道還應繼續信此醫生嗎？難道不應要求他交出絕症診斷的原始數據嗎？若醫生被質疑誤診，卻拒絕解釋，更反過來以學術人遭文革紅衞兵批鬥自稱受害者，病人還應信賴他嗎？難道不應另聘高明嗎？
以為學術思維可把商業思維比下去，乃膚淺之見。事實上，學人不見得一定清高，商人亦不見得一定低俗，學人為名為利偽造科研報告被揭發，屢見不鮮。
兩者不同之處，或是商人擺明車馬賺錢，學人求財卻惺惺作態，以不吃人間煙火姿態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