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喜歡說新聞自由，不過，自由從來都有標準，不可能完全開放。限制自由的標準反映出社會主流價值，主流價值會變化、演進，不可能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僵化停滯，其中並不一定有所謂普世價值。
新聞自由的限制涵蓋許多範圍，例如不能鼓吹殺人、強姦、搶劫，即使軍警動武也有法律監管制裁；不能鼓吹宗教仇恨；不能容許以新聞自由來鼓吹各種各樣的性別、種族等歧視；不能鼓吹武力推翻政府，侵犯其他人（包括官員）的私有產權、人身安全乃至名譽等；不能鼓吹欺壓侵犯弱勢社群，特別是不能侵犯幼兒、未成年少年、智障人士等；不能鼓吹家庭暴力、近親亂倫等。諸如此類，實際上包括了法律禁制的重罪。
當然，在這些範圍內，如同性戀，以往在一些民主社會裏是被禁制，視作罪行；也有把奴隸制視作合法；或禁制如婦女、非洲裔等的政治權利、選舉投票權。然而，這些在上世紀末大多都非刑事化或合法化，甚至轉而為禁制歧視，從中反映社會主流價值的演化。
同樣地，原本有些民主國家禁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與組織，惟在二戰後都逐步改變，反資本主義政黨甚至在法律範圍內可以參政以至執掌政權。這與十九世紀英美等國禁制工會，其後政治開放，工會可支持工黨參選、執政一樣。
在香港，回歸後的社會政治開放、新聞自由程度，應比殖民地時代為高。問題是，反中反共人士卻有不同的看法和標準。